舟山海域自古以来，不论是对外交流还是贸易，位置重要显而易见。现在就简单说说唐宋时期的舟山海域海运之兴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甬江流域(包括舟山群岛)与越州分离单独设置明州，舟山群岛集岛为邑定名翁山，隶属明州(今宁波)。建县后，翁山成为重要海盐产区，富都盐监为全国十监之一。渔业生产亦由自采自食向自产自销发展。

　　自明州州治迁至贸阝县县治三江(姚江、甬江、奉化江)口后，明州贸易港开始形成并发展。从此，地处明州东北方的翁山海域在海运业上，地域位置之重要亦渐突现。其时，有日本使船靠泊明州港。中、日间经营贸易形式有两种：一是朝贡贸易，即日本遣唐使向唐朝廷进贡物品及方物，唐王朝则回赠礼物并按级给予赏赐。二是民间贸易。明州民间商船横渡东海，经日本肥前值嘉岛，入博多津，往来于日本与明州之间进行贸易。

　　唐天宝年间(742~756 )，高僧鉴真乘商船两次经翁山县境东渡日本。天宝十一年(752)，日本孝谦朝遣唐使舶3艘首次横渡东海经翁山海域抵明州港登岸。至唐朝中期，境内普陀山已是海东诸夷放洋之地。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止，日本10余次遣唐使舶和30余次贸易商船往来于明州和日本博多津。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置昌国县。县内增建盐场，并有水产品加工厂数十家。渔、盐产品除销售本地外，亦有直接销往明州。

　　北宋时，明州既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也是著名的贸易港之一。史载，出使高丽使者乘坐的“万斛船”，载重当在今500吨以上。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明州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和办理船舶进出口签证等事宜。昌国县对外贸易由明州市舶司管辖。

　　当时日本采取锁国政策，故往来中日间的船只皆为中国船。据统计，其间中国赴日商船达70余次，而中国与高丽间互遣使团，商舶往来较为密切。至北宋末年的55年中，明州商船航行至高丽经营贸易达120余次，往来船只多在昌国海域锚泊、候风。

　　南宋，昌国县人口增加，渔盐业日臻昌盛，海上交通亦趋发展。县内设有津渡“舟山渡”、“金塘渡”、“竿缆渡”。南宋宝庆《昌国县志》载：“舟山渡，去县五里，趋城由此涂出”。嘉定十六年(1223)，昌国县令赵大忠，继建驿铺舟山馆后，又新创舟山渡堤岸。明州府置渡船两艘，由昌国和明州对驶，并委派江东寨兵分番撑驾。宝庆三年(1227)，胡榘以兵部尚书衔任庆元府(今宁波)知府，捐钱币500余缗新造两船，继续通航定海(今镇海)和庆元，改命昌国县管辖的三姑寨兵撑驾。其时，“舟山渡”为今定海志书记载官渡之始。“竿缆渡”通航蓬莱乡(今岱山)，“金塘渡”通航定海(今镇海)、昌国(今定海)。

　　当时，渔民捕捞的海产品，除销庆元外，为延长海产品保存期，提高食用和交换价值，还加工成鱼鲞、腌鱼远销杭州及江淮等地区。鱼胶远销荆襄等地。杭州的二百余家渔商还到昌国购买水产品。全县年产海盐四万余袋(每袋三百斛)，所产鱼货和海盐，大部运销江浙沿海。淡菜干作为贡品运往朝廷。开庆元年(1259)，鱼货销至扬州，购回粮、油、竹、木、布匹及杂货。

　　南宋时，明州港对外贸易国主要仍为日本和高丽。朝廷鼓励商人出洋贸易。招徕外国商船来港。高丽、日本商船多往来于昌国、明州。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使臣杨应诚等以海舟发高丽，复五日至昌国县，航期只有六天”。尚有南洋数国商船和贡舶进出明州港。庆元元年(1195)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进出。明州港对外贸易的兴盛，带动昌国县的渔业、造船业和海运业亦趋发展。时昌国县少量鱼鲞、腌鱼由明州港转运日本，少数船只则直接参与明州港的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