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宗族、派性之争，贫富悬殊，这些都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仙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杰说。

　　此外，由于“村委会、党支部不协调、有矛盾，导致在村务管理问题上决策机制不民主、不透明，村民有异议，从而引发不稳定因素”。浙江省仙居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璋说。

　　基于此，仙居县委便提出“村务大事民决”，即重大的事情要考虑民意，以此来规范决策机制。

　　2001年底，仙居在全县721个行政村推行了村务大事民决。规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都要按“一事一议”原则提交村民公决。

　　村务大事民决，就是将决策的过程公开，通过集体讨论、民主论证、意见反馈、公开民决，使决策结果体现出老百姓的智慧、利益，“因此村民的热情很高。”林杰说。

　　民决规定：人均超过50元的村公益事业、承包方案、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等内容，村党支部、村委会必须提交村民进行公决。

　　民决后的村务大事付诸实施时，“由于决策时最大限度体现了村民的意愿和利益，他们便会自觉行动，有的还会相互说服，带动个别有不同想法的村民最终形成共识”。林杰说。

　　据林杰介绍，仙居县民决制度实施以来，全县各村已累计投资8000多万元，发展、兴办了1600多项集体经济项目和水、电、路、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

　　“将为民做主变为让民做主，实行村务大事民决后，村两委拉票现象减少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在提高；决策也更民主、科学。”林杰说，民决深入人心，“关键是决策找到缺口，简便易行”。

　　效力：公不公道一看就知道

　　事实证明，“村级事务复杂、两委关系不协调的村，更需要规则和制度。”蔡立君说，这样的村也更适合推行《乡村典章》，效果也更明显。

　　梁永源也表示，村民多数在村里、且事务繁多、复杂的村比较适合《乡村典章》。

　　“事前干部工作压力大，事后对个人的压力小。”梁永源这样总结乡村典章推行后的效果。

　　这一点，儒岙镇儒一村党支部书记潘陆平深有体会。“乡村典章的分工、职责分明，村里几个大事都按典章做的，效果很好。有效地解决了矛盾，使村里的事务顺利进行下去。”

　　“没有和谐民主，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潘陆平说。

　　然而新鲜事物的出现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谈起乡村典章施行伊始，蔡立君说，老百姓对典章都很欢迎，但村干部都有意见。为什么？因为自己手上的权力小了。

　　石磁村党支部书记徐鑫永坦言，当初乡村典章推行时，心里的确有想法，认为自己的权力小了。可实践来看，虽然做事情程序多了，但矛盾却容易解决了。虽然权力变小了，但村干部渐渐在实践中感受到典章的效力。“典章是在保护村干部，树立他们的威信。”

　　随着典章的实施，村干部发现，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小了，关系也逐渐融洽了。

　　以前村里的事都是村干部、村主任一个人做决定。这种做法的弊端用徐鑫永的话说就是“效益不大，意见很大”。

　　现在，“对于村民和村干部来说，典章就是一把尺子”。蔡立君说。因此村干部和百姓都感触颇深：“过去有这个公约的话，现在村里也不会这么闹了。”

　　说到村级事务，最敏感、矛盾最多的是财务问题。村级财务问题已成为农民上访的焦点问题。据介绍，儒岙镇2003年到2004年的46件信访中，32件是关于村财务问题。由于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百姓对集体经济的来源、去向一无所知。甚至是好心还办了坏事。

　　“有一年，村里卖了一片山，公布的账目只是一个笼统数字，具本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就算干部做得对，我们也放不下心。”石磁村一位村民坦言。

　　“往往村干部一头热，老百姓主动不起来，不少村干部也很无奈。”林杰说。

　　而现在是：“话在桌面上说，事在阳光下做。”特别是对村民敏感的财务问题。

　　典章规定：财务管理实行村账镇审制度，并实行财务预决算。同时还将村财务开支分为正常开支和非正常开支。

　　“过去村里的财务，是村干部的一支笔，去村口小店拿香烟，却记到村账上。现在，这种风气已经停了，谁去拿，村民的眼睛可一清二楚！”一位村民说。

　　“现在一张发票要经过10个人的手，其中有5名是监督小组成员。”梁永源说。

　　仙居县委也规定：村级收支计划情况及大额财务开支等内容，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联章联签。

　　除了财务公开，村民自治中还有一项内容：村务公开。

　　1998年，中央开始强调村务公开，村务公开也一度成为村民自治的最亮点。但至今，在绝大多数农村都已流于形式。

　　典章规定：村务公开实行定期公开形式，一般每季公布一次。

　　“关于村务公开，儒一村是做的最好的一个村。严格按照典章要求在做。”梁永源说。

　　由于村级事务村民始终参与，了解整个决策过程，因此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感同深受的是：“村务管理必须要遵循典章。没有典章，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有了典章，公道不公道，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