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助推到

　　“公民社会”

　　记者：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快车道，你认为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梁晓声：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治国理念，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没有治国理念的解放，没有精神领域的解放，今天的成果就无从谈起。

　　总结这30年的成就，我国已经发展成航天大国，军事实现现代化；近十年，我国每年的GDP增速都达10%左右，我国成为庞大而迅速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举世公认的。

　　另一个突出的成绩是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思路上比上一代、上几代更趋向于国际化的最新经验；较之于改革开放前只会抓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专家“，现在有了会抓市场经济的管理型、理论型人才。

　　记者：你一直坚持从文学上对平民生活的持续关注，而被称为“平民代言人”。你认为30年改革开放为他们注入了怎样的活力？

　　梁晓声：现在人大代表中有了民工代表，虽然人数还不多，但是他们在代表一个群体发出声音。这样的代言人的出现，是一种进步标志。

　　记者：学者们一直试图以各种切入点解析解放思想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对此，你的见解如何？

　　梁晓声：当我们回顾一切改革开放的物质成就的时候，其实都要归功于思想解放的成果，这是符合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而全人类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次成功的思想解放，可以带动一个国家2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政体、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成果。

　　记者：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总会面对各种挑战，而战胜一个个难点的积累就是成功。对于改革开放的明天，你有怎样的美好期待？

　　梁晓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是社会形态特别政治化的国家。而良好的国家要求政治家，最大程度地将社会形态非政治化。

　　我认为，小康社会也罢，和谐社会也罢，其实都要将中国助推到公民社会。我们现在正是向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中国有多少城市居民清楚，自己所生活的那座城市在5年、10年后的城市发展的具体蓝图？我想是少数。有的城市有蓝图雏形，但没有告知公民，有的城市没有蓝图。但是，事实上每个公民都有权知道这一点。

　　记者：你为何在这一点上有特别的思考？

　　梁晓声： “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为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的原则之一。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

　　思想解放领域

　　要注入新内容

　　记者：早在1997年，你就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结构开始裂变的些微迹象，写出了震动社会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作为一位作家，以理性的姿态介入国情研究，你是领跑者之一。你为何会有先于他人的视角？

　　梁晓声：1997年，我看到贫富的差距已经拉开了。谈到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倒退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中去，而是正视社会现实。所谓贫富差距，首先不是说富人有多富的问题，因为富人多了，对国家没什么不好。而是穷人多穷的问题，我们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有多少的问题。

　　记者：你十年之前的发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对于改善现阶段贫富差距，你有何建设性的设想？

　　梁晓声：同情心并不是值得夸耀的品质，而是健全人格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应该具备。要让富人们懂得这一点，慈善立法是非常必须的。

　　一方面让慈善从一种随意而为之的偶然行为，变成一种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明确热心慈善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例如慈善捐款可以享受税费减免。

　　记者：作家关注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思想力，将对人类文化产生怎样的正面影响？

　　梁晓声：所有之人类关系，说到底无非是两种关系，即现实关系和心理关系。现实关系主要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心理关系则大受文化的影响。有时文化对人类之心理关系的影响，反而要强大过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现实关系。进言之，没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祈愿，是可望不可及的。不少国家的政治纲领，更是文化纲领。　　

　　记者：如果说解放思想无法一劳永逸，接下来，最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梁晓声：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前几次思想解放的能量应该被运用到了一个接近饱和的程度。现在，必须向思想解放领域注入新的内容了。

　　这些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愿意思考的公民一起来思考。古代有一句话是：只为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活水就是思想。

　　改革开放现在处于关键时期，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社会各界贡献思想力，产生好的思想，可以解决国家发展中很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