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当然更不足以凿石。汉唐人以铁錾淬火使錾头变硬后凿石，多找的是摩氏4级以下的石头，用“切割法”，开出来多是条石(然后沿着石缝顺势用铁锲、锸撬)，所以凿痕往往一条紧挨着一条很整齐。今唯一可以肯定的徐州汉代采石场石壁(石灰石)就是如此。附近彭城汉陵现存的“黄肠石”也是条石可证。我们浙江龙游石窟就是软质的红砂岩，那上面留下了整齐的凿痕也可证(林华东先生论证为唐至清代的采石场，至今“勾践屯兵洞”之类无稽之谈已经烟消云散)。余杭寡山石窟凿痕也是如此整齐，我下洞探查亲见。离“良渚古城”一溪之隔的瓶窑南山元代造像处，曾是宋代的采石场，至今佛像旁边还留有整齐的凿痕。从凿痕我们可以推知工具和取石的形状。中国唐代发明的黑色火药，对打孔崩石来说威力实在太小，根本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中国古代采石的传统习惯一般都不会采用。从今天“良渚古城”铺底石块的形制上就可彻底否定它是良渚时代的，因为良渚人用石块不可能制作出这样铺底的石块。既然下面铺的石块不属“良渚”，上面堆的土就更不属“良渚”了。从古董鉴定到田野考古本来都应该遵循这样的一票否决制的。

　　我国北方确有史前“石城”，但它根本不能支持“良渚古城”的存在。比如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但那墙都是用戈壁滩上自然风化的石块堆积，不过用黄泥在石间粘补，碎石塞逢而已。许多墙仅底宽不足1米，顶宽才0.6米，残高最高也不过1米多，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工开采的石头，更不要谈什么底宽60米的夯筑土层了(《考古》1984年第2期，内蒙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报告》)。总之，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洋洋大论，几乎将中国史前古城囊括一空，作了类型的排比分析，比如赵、魏之文就将史前古城归纳为三类，他们说：“就建筑技术而言，北方城墙以石砌就，中原者采取夯筑，长江流域的城墙堆筑，三者也有很大区别。长江流域城墙堆筑的方法延续了很久，至少在商周时期还用此法，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苏江阴的畲城等。”史前古城一般没有文字记载，考古断代主要靠类型比较。但“良渚古城”显然跟哪一类都不靠谱，是“怪物”，可是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当否？

　　“良渚古城”顶上为什么没有黄砂？

　　杭州“良渚古城”中有一座赫赫有名的莫角山，虽然海拔高度才12米，却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浙江考古所牟永抗研究员在《我的考古经历片断忆》中认真的记录了1992年莫角山遗址被一层厚厚的黄沙覆盖的情况，并且特别记载了“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但未见陶片等文化遗物。”。浙江考古所蒋卫东研究员2003年也在《东苕溪考古记》中谈到这层黄沙时说，牟永抗“不断问自己和我们：‘为什么这么高的土墩上面会有这么大量的沙？它是派什么用场的？”1993年10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浙江考古所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一文记录了这层黄沙夹泥“总厚度在50厘米左右，层数在9-13层之间。各层厚度并不一致，其变化似有一定的规律性……沙层中泥土成分极少，沙粒较粗，沙面上没有发现夯筑迹象。”为什么没有夯筑？就是因为这层9-13层的黄沙杂泥并非是良渚人5000年前搬运去的，而是南北朝以后苕溪改道后形成东苕溪，多次洪水淹没莫角山才形成的。这种水淹还形成过多次的相对静止时期，也就是说曾经多次形成过湿地(湖泊)。

　　南北朝苕溪是经今余杭、古荡、临平湖一线向东直入钱塘江的，这一点《水经注》卷四十说得很清楚:“浙江迳县(馀杭)，左合馀干大溪”。《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说：“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今苕溪上游仍称溪，泠溪，可见此“大溪”即苕溪。《水经注》又引《钱塘记》说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以出浙江也。”这里的浙江即今钱塘江。这也说明当时的临平湖极大，范围可从今西溪、古荡直至临平，浩瀚如海。此湖不但有一条“东江”通钱塘江，西边还通浦阳江。苕溪出馀杭，在今杭州古荡处汇入临平湖再入“浙江”。陈桥驿先生认为，古代馀杭的“馀”不但是个发语词，同时还有“盐”的意思，不应该与今一律简化为“余”。我认为很对，这样还可以保持古馀杭“乃江海故地”的记忆。

　　杭州汉代以前为海，西湖不过一古代海弯。到了唐代，海水虽逐渐退去，但还时常侵袭杭州。所以苏轼也称杭州“本江海故地”。杭州地下皆为咸水，所以李泌要通六井，实为从西湖中引水的蓄水池。六井均沿西湖东侧一字排开，以相国井最远，距西湖也不过0.7公里。从人群饮水的问题来看，可见杭州当时之小。今中河之东即海水，今鼓楼即唐“望海楼”(《太平寰宇记》望海楼作望潮楼，高十丈)。白居易《杭州春望》原注就云“城东楼名望海楼。”，宋苏轼几首关于望海楼的诗也皆写此楼。

　　唐代临平湖因为太大还常被视为“海”，当时还没有泛洋湖的名字。万历《杭州府志》卷九十九就记载：景德灵隐禅寺，“寺后北高峰”上有“望海”阁。我并不想附会什么骆宾王，但唐代在北高峰上“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完全可能的(明代胡宗宪在杭州城北艮山门上筑“望海楼”，从“地名学”上来说就是对唐代“海”的一种追忆)。后来杭州地面继续抬高，临平湖萎缩，宋代即为杭州城北的泛洋湖(这个名字既是“洋”又是“湖”，反映了从海到湖的演变)，也仍然很大。杭州的庆春路一线宋代名前洋街、后洋街，城北还有一条“涨砂弄”(后讹为“涨纱弄”)。明代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说今“羊坝头”本为“洋坝头”，今官巷口为“官涧口”曾经都是通海的码头，甚至明代中河里居然还有海里的飞鱼，可以一直飞到西湖(我曾在东海捕鱼，亲见海中飞鱼可飞200米左右，但能飞到西湖是夸张了)，这说明今杭州的下城区和中河以东在唐代以前都曾经海涛出没。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说，直至南宋，杭州六和塔下还有“杨村场”在晒盐，那里钱塘江的水还大半是海水，咸度为“六分”即标准海水的60%，汤村(今乔司)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

　　苕溪唐代以后是经东苕溪入太湖，不入钱塘江了。这说明5000年前，“良渚古城”附近根本还没有什么东苕溪，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洪水。但一部分良渚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古今苕溪不同”的事实，比如刘斌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一文还持“良渚古城”防洪说。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今天阻碍他们观察“良渚古城”叠压层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症结所在。

　　牟永抗的“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明显不是海相沉积，而是苕溪洪水自天目山冲击来的溪沙。笔者仔细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四个考古发掘点，发现四处“遗址”顶部均无任何黄沙痕迹，这首先就说明这个“良渚古城”工程肯定与莫角山遗址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其次，这四个考古发掘点呈现的工程质量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夯筑的黄土的确很纯净，有的地方夯土内就夹有许多石杂物，包括许多良渚夹砂陶片和黑陶。西侧“白元畈”发掘的铺石中间还留有一条路，而其它3个点铺石中就没有留什么路。所以仅凭4个点还很难确定是否就构成了一个“方城”？这4个点也可能组成的是4个方城或者其他的什么几何图形则都有可能？说是“方城”实在证据不足！

　　“叠压层”里的良渚古陶片为什么即使做了“碳14”还是会没有任何证据力？

　　刘斌说：“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墙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这是他最有力的证据。但这是一个没有证据力的证据，因此断案“法官”当然不予采信。何也？请看：

　　今日“良渚古城”紧靠杭州抗洪有名的“西险大塘”之南，位于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三条苕溪的汇聚处。三溪合一后称“东苕溪”紧绕“良渚古城”而过，此处宋代就称“安溪”。何为“安”？就是说“安溪”前面之溪皆“不安”(清丁学谦说)。宋宣和四年陈无玷的馀杭《开湖碑》曰：“苕水发源天目经两郡六邑以入于具区。六邑者二当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经三邑处其下流，水势奔放不可为力，馀杭界其间，襟带山川，地势平彻，当苕水之冲。洪流岁常一再至，久雨或数至。倏然弥漫，高处二丈许，然不三日辄平。其为患虽除而难卒以御也。故堤防之设比他邑为重。馀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旁郡视馀杭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扼之地也。”其中，“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这两句话一直到晚清还被许多志书和水利书所引用。

　　光绪十二年，苕溪人丁学谦所绘《杭属笤溪险塘图说》是一份极其可贵的水利资料，其以小字为图加注曰：“险塘者居笤溪之左，即水利所谓西险大塘也，外有万壑千岩之冲决，内为三州六邑之堤防，一经水发则浩浩荡荡，势盛莫遏。加之北湖淤浅，溪底沙多，塘即渐随淤沙而增高。而水滞流横，势尤岌岌，所幸安于此事者逐段皆有认修之□，小有塌锉则畚锸群施，立还巩固。塘属馀、钱、仁三县地界，而钱邑之塘较险于馀、仁。钱邑塘外乃会合之总口，上承三苕之灌，中当群壑之冲，下段又有安溪广济大桥峙立溪内，致使上流阻滞，下泻奔腾，而且溪形屈曲，塘脚松虚，稍不经心则塘堤崩溃。”此处之“险塘”即今之“西险大塘”。今之“良渚古城”所谓“西城墙”距苕溪仅100米，自南北朝至1949年，发生洪涝灾害较大的就有100多次。

　　“良渚古城”在明、清钱塘县地图上的位置正在“孝女南乡五图”(以东苕溪为界，溪北为“孝女北乡”)。据文献记载，今“良渚古城”上游仅2公里的化湾闸在洪武、永乐、万历、康熙年间发生多次垮堤闸溃，洪水冲毁宋代夯筑起来堤坝，还把上游包含着良渚古陶片和文物的土壤冲叠到“良渚古城”外侧的墙上。这种叠压层根本不是5000年前形成的叠压，而是在东苕溪形成后1500年来才能逐次发生的叠压。具体还要看这个所谓“良渚古城”工程建造的年代，建造的时间越晚，那么叠压也越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