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药箱，

　　闪耀奥运岁月沧桑

　　展厅左侧的一排展柜存放着关于舒老的许多资料和他的遗物。舒老的手稿、烟斗、打火机、眼镜。而在最边上的展柜里却空着很大一块地方,下面的标签上写着两个大字──药箱。

　　关于这个药箱，唐珍贤教授把她所知道的告诉了我们。这个药箱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便携式保健箱。1934年，菲律宾远东运动会前，舒鸿为了方便给队员做治疗在上海买的，箱子共分三层，放置的都是些寻常药物，如“如意膏”、“红汞”、“立止牙痛药”。”这个药箱本来是舒老为了自己家里人买的，家里人生病都是用这些药。后来因为奥运经费的原因，只有一个医生随团出行，医生不够，队员们又不喜欢那个专配的医生，有什么理疗，不舒服还是来找舒老，比赛后也是舒老帮他们按摩。结果，舒老背起了药箱成为了队里的主教练兼队医。

　　抗战爆发后，“奥运药箱”作为舒家的行李一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一路经过江西、广西，抵达贵州遵义，这个药箱还为许多学生服务过。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只有着双重价值的药箱，又差点遗失，乃至销毁。

　　当时舒老已经过世，浙大的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这个写满外文字母的箱子，看到满箱子写满外文字母的药品，便拿走送去化学系分析。结果化学系的老师说：“这是人家家里普通的保健药箱，你们抢人家这个干什么？”箱子便又被还了回来。之后，药箱一直由舒家人保留着，直到2005年浙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舒鸿老先生的儿子舒昌荣把这个药箱寄存在了浙大档案馆里。

　　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药箱现在的主人是一个北京的收藏家。听说了药箱的故事，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的特别助理马兰特别从瑞士来找这位北京收藏家，当场提出收购药箱，“要多少钱，你开个价”。事后，这位收藏家也请示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何振梁指示：“这个是国宝，绝对不能流向国外，就算是给奥林匹克博物馆也不行。”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药箱既不同于火炬、金银牌等官方纪念物，又不同于公开发行的纪念品、票券，作为民间非流通奥林匹克收藏，尤其具有独特的文物价值。

　　如今，这个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的唯一历史物证正安静地躺在中国银行的保险库里，和我们一起等待北京奥运的到来。

　　一张旧照，

　　叙述体育强国梦

　　在展厅的深处，放着几幅复印的老照片，其中的一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一张1930年的老照片，画面上只有一扇破旧的大门和围墙。这就是78年前的杭州体育场，现在的体育场路就是以此命名的，而这个体育场就是舒老一手设计并监督建造的。

　　八十年前的杭州并没有体育场路。1930年，浙江省获得了全国第四届运动会的举办权，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经人介绍，将舒老从上海大华大学聘回浙江，并任命这位海归的体育专家为这块场地的设计建造处处长，还委托他领导制订比赛和竞赛的规则。舒老走遍杭城，挑选了这块旧时称为大营盘的练兵场地，为全运会建设了可容纳12000名观众的比赛场地，同时又设计建造了一条石英砂马路，这就是杭州体育场与体育场路的来历。

　　接着唐教授又给我们讲了关于舒老的“奥运梦”，舒鸿想在杭州黄龙洞一带建一座世界一流的体育中心。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提出规划，上世纪50年代，体育中心用地真的批下来了。舒老简直欣喜若狂，一到星期天，他就带领师生义务劳动，填河平地挑石头，可惜开工不久因为经费缺口太大，工程停工。以后材料被偷走，地皮被蚕食，黄龙梦成了黄粱梦。40年后，黄龙体育中心终于建成，也算圆了先生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把主要精力放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直到1964年7月因肺癌逝世。

　　唐珍贤教授告诉我们，舒鸿先生对她很好，因为他没有女儿就一直把她当女儿一样照顾，而且先生为人正直，非常爱国，她对他的敬仰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