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辞掉了柯桥的保安工作，明天就去杭州打工了，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我能不能见见你?”昨天下午2点，记者的手机响起，电话里传来了一个曾经熟悉的声音。他是安徽人闫朝锋，本报去年曾两次报道了他的事情，37岁的闫朝锋跟前妻离婚后，独自到绍兴县柯桥某小区做保安。想再次走入婚姻殿堂的他，通过杭州一家婚介所认识了一位“刘小姐”，可“刘小姐”从闫朝锋手上要走5000余元钱物后失踪。

    辞职去杭州，还想找“刘小姐”

    尽管闫朝锋多次前往杭州，想通过婚介所来寻找“刘小姐”，但最终无果。到后来，连婚介所也搬了，让闫朝锋寻找“刘小姐”的希望彻底破灭。春节前夕，闫朝锋通过别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外地女孩，两人在柯桥见面。闫朝锋说，第一次见面，两人似乎挺谈得来。可到离开时，女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要钱去看病，而且自称现在身体不好根本不能上班。因为上过当，闫朝锋犹豫后，只给了女孩30元。不久后，两人再次见面，女孩又以同样的理由向闫朝锋借钱。最后，闫朝锋给了女孩200元钱。此后，他们再也没见面，闫朝锋也不好意思让女孩还钱。

    “第二次我觉得伤害不大，毕竟数目不大。”闫朝锋说。而如今他辞职的原因却很简单：“我还是有一股气，我觉得自己太冤枉了。这次辞职，我就准备到杭州去做保安，以后有时间，我就去找婚介所和‘刘小姐’，把自己被骗走的钱财要回来。”他说。

    闫朝锋的“苦恼”，在许多外来工中存在

    其实，从去年本报报道闫朝锋的遭遇后，有不少外来工来电反映婚恋难的问题。“我今年29岁了，在绍兴从事建筑工作有10年了，每月也有近2000元的收入。我白天不是在工地干活，就是在居民家里搞装修，晚上则在出租房里睡觉，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谈感情。”单身的江西人陈细毛说。一年到头在绍兴打工，只有过年几天在家里，在家找对象的机会很少，陈细毛只能寄希望在绍兴找。尽管绍兴有大量的外地人口，但陈细毛没进过工厂，接触的人很少，所以感情问题一直拖着。陪伴他的，则是夜间收音机里的电波。

    “我在厂里上班，尽管有些女工，但都不合适。整天忙着上班，根本没时间到别的地方找。”30多岁的安徽人彭杨勇说。他也想有自己的婚姻生活，但在绍兴呆了四五年，却始终过着单身生活。

    婚介所不少，外来工登记的不多

    对外来高学历人才，市区以及有的下属县市不仅建了人才公寓，共青团等单位还会组织一些类似“鹊桥会”的活动；但对于低学历的普通外来工，关于婚恋方面的联谊活动则几乎没有。“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大量的少男少女，初中未毕业就出来打工，其中到绍兴的也不少。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厂里上班，用于异性交往和谈感情的时间和精力都很少，加上交际圈子狭小、渠道有限，所以使得有些外来工成了大龄未婚青年。”绍兴市总工会的有关人士说。

    昨天下午，记者对市区一些婚介所进行了调查。因为婚介所用身份证登记会员，只有个别婚介所有少数外来工登记征婚信息。“外来工中，未婚人数比较多，不是我们不要做他们的生意，关键是他们不会来登记，首先是他们的观念没有改变，二是费用上他们不舍得，毕竟收入有限。因此，这个市场基本没启动。”一些婚介所的老板说。

    一些人士也提醒，现在政府和各级各部门对外来工的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做得越来越到位，而对他们的心理、婚恋关注得还比较少，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一方面可以组织一些相亲活动，还可以将员工信息委托给社会机构（比如婚介）进行组织。另外，社会机构应该深入到企业中去，不仅可以避免外来工因为盲目寻找婚介而上当，还拓宽了社会机构的有偿服务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