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远离故土在温州长大的“第二代”新温州人，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爱。　　郑鹏 摄

　　 浙江在线03月23日讯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客观地说，民工“第二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很多人从没有正式干过农活，甚至一生下来就远离了故乡，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间辗转漂泊。虽然他们不是农民，但也算不上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由于居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目前，国内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差不多有1亿。据统计，民工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到7%之间，这个数量相当大的人群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

　　不愿吃苦耐劳与父辈隔阂大

　　“有的时候，恼怒起来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只要提到自已的儿子，安徽籍在温州一家鞋厂担任车间主管的孙朝民总是习惯地摇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十几年前，孙朝民和妻子一道来温州，凭借个人的努力，他从工厂一个普通员工，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企业的管理岗位。

　　生活稍稍有点安定后，孙朝民发现自已犯下了一个大的失误，那就是儿子小孙一直留在老家，作为父亲他每年只有回家一次，在儿子的身上，他没有尽一个做父亲的教育责任。

　　16岁那年，小孙初中毕业，因为成绩差中考无望，孙朝民就把他直接从老家接到了温州。

　　城市对一个乡村少年展示了它的诱惑。小孙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帮年龄相仿的农民工子弟，空闲时，那帮小青年常带着小孙去街头上网，不久小孙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通宵上网，彻夜不归。

　　儿子身上发生了变化，孙朝民开始不以为然，他认为儿子还小，等他再长大点去工厂上班，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泡吧了。

　　小孙19岁那年，孙朝民通过关系，把他送到离家附近的一家企业里上班，但是小孙却怎么也呆不住，在工厂里只要有闲暇时间，他都会溜出去上网玩游戏，甚至有几次他还背着厂里，旷工跑到外面泡网吧。

　　因为不安心工作，小孙很快被工厂辞退回家，孙朝民又通过朋友，把儿子介绍到别的企业上班。但是令孙朝民失望的是，儿子对工作似乎提不起丁点的兴趣，一年来，他帮儿子找了许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儿子是能干长久的。“那时他老是说，工厂那么点钱，他不想干！可他就那么点文化，除了卖力气，他又能干啥？只知道玩游戏，哪怕一两天不吃不喝，他也可以无所谓。”

　　孙朝民索性让儿子呆在家里，希望他能戒去网瘾。

　　但是，孙朝民没想到，不去上班的小孙有着更多的闲工夫，他常常变着花样向父母要钱，拿到钱后，就跑到网吧尽情逍遥一番。

　　儿子来温几年，孙朝民私下给他算了一笔帐，结果他自已也吓了一跳，儿子这些年上网居然挥霍了上万元钱。“这些钱要是放到我们老家，都够盖一座新房子了，我曾把儿子送回农村，但是他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再说让他留在老家种地他又不想种，我现在真为他的前途担心。”孙朝民说。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农民工“第二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不单是他们从没有正式干过农活，甚至一生下来就远离了故乡，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间辗转漂泊，但又算不上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由于居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边缘化为社会游民。

　　不能融入城市同龄人的圈子

　　和沉迷网络游戏的小孙不同的是，同样是农民工“第二代”的陆丽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给城里人，留在温州这座城市。

　　陆丽琴今年26岁，她家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村。17岁那年，陆丽琴就和父母姐姐一道来温打工，从此这一家人就没有回去。

　　在老家陆丽琴读过几年职高，这个家庭里她的文化算是最高了，这些年来，陆丽琴小学毕业的姐姐一直固守在服装厂上班，但口才不错的陆丽琴已多次跳槽。陆丽琴最初是和姐姐同一个服装厂，之后跳到一些公司做业务员，现在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销售主管。“月工资3000多元，但她老是买服装和化妆品，每月工资都不够花。”提到妹妹，陆丽琴的姐姐陆丽芬摇着头这样说。

　　从外表上看，陆丽琴的衣着打扮和城市里那些时髦女孩并无二致，但陆丽琴清楚自己和城里姑娘是有本质区别的，陆丽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给城里人，留在温州这座城市。

　　“单位里有个大学生曾追求过我，但后来得知对方也是个外地人，这事就吹了。”

　　也有人给陆丽琴介绍过城里的对象，见面的时候，那人有40多岁，秃顶，离婚后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陆丽琴当场就扭头跑了。

　　“老家的姑娘像我这样的年龄，早就结婚生子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这城里人的命。”临别时，陆丽琴不无忧伤地说。

　　对于陆丽琴想留在城里的心情，温州市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郭晗峰分析认为，农民工“第二代”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使其很难以市民身份融入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