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去年率先出台农民工维权“办法”。工伤农民工家属（右一）从瑞安市法院和瑞安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关人员手中拿到赔偿。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来自外地的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司法救济、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农民工该如何选择？作为合法途径的维权体系，目前在我市已逐步普及，调解、投诉、仲裁、诉讼等等，实际效用又如何？面对这些民生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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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现象：老乡收费帮“打官司”

　　 5月7日上午9时左右，三名男子走进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其中一名右手掌包着绷带。他们是来咨询工伤维权程序的。主动先开口的叫潘换昌，带伤的叫潘玉海，两人是老乡。刚进门，工作人员就认出了潘换昌，之前，他曾带着受过工伤的儿子来帮扶中心咨询。他坐定，很专业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资料，递给工作人员。维权中心主任解俊杰敏感地问：“是帮老乡？”“是的。”“收费的？”“意思上拿一点。”

　　 听罢，解俊杰说：“你这是违法的，你没有法律服务的资格。免费的没关系，但收费性质就不一样了。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如果困难的话，我们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你可能是出于好心帮助老乡，但你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好心可能会办坏事。”

　　 在这之前，解俊杰遇上过好几个老乡收费帮忙“打官司”的例子。他说，这些打着“包打”幌子的人，大多仗自己在维权过程中获得的法律知识和经验，为老乡帮忙，根据案件赔偿数额提成收费。由于工伤动辄上万元的赔偿数额，服务费提成可观，他们最喜欢接工伤的案子，有的甚至从老家招来几名律师，打上“XX省温州律师服务所”的名号招揽生意。

　　 为何选择老乡帮忙？记者询问潘玉海。“你知道工伤索赔有哪些法律程序吗？”“不知道。”“知道该找谁问吗？”“我对温州不熟悉，法律知识也不懂。身边有老乡懂，就找老乡帮忙。”

　　 2006年12月，潘玉海在鹿城区仰义乡的一家皮革厂上班时，手掌被机器卷进去致伤。受伤时，他刚到温州不到半年，人生地不熟。他先是跟老板商量赔偿3万元钱，但老板只肯给1万元，这让他无法接受。当时，他觉得既生气又孤立无援。此时，潘换昌的出现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但他并不知道，值得他信任的人还有很多。

　　 维权体系：近人但不亲人

　　 经了解，目前我市的农民工劳动维权体系建设已算完善。发生劳动争议，农民工可以先和企业协商调解，目前大部分村都有人民调解员，部分企业也设立了调解机构；如果行不通，可直接向劳动部门投诉，大部分乡镇已设立劳动保障监察中队；双方有劳动争议的，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各县均有劳动仲裁委员会；不服仲裁结果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如果经济困难，或不知如何维权，基层工会和法律援助工作站都能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援助。

　　 这样的维权体系在地理距离上和他们已经很贴近，为何部分农民工们仍“不走正道”，而选择牟利的“老乡法律团”？

　　 据市总工会与温州大学法政学院共同进行的《温州农民工情况调查》，“发生劳动争议后什么解决办法比较好”一项，选择者从多到少依次如下：找工会帮忙、申请劳动仲裁、换个地方、找亲友或老乡帮忙、找新闻媒体帮助解决、去法院告、其他。

　　 解俊杰认为，排除外来务工者法律知识贫乏因素，目前的维权体系不够亲近、不够便捷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去年总工会的来电情况分析中，有近51%的农民工越过县及乡镇有关部门，直接致电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解俊杰分析，这既反映出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同时也折射出乡镇一级基层劳动维权机构存在一些问题，缺乏农民工对他们的信任。

　　 数据思考：基层的人力物力之困

　　 一个合理的民工维权体系，应让大部分争议能及时得到解决。然而现实中，基层维权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尽如人意。

　　 有这样一组数据：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我市劳动部门共接受举报投诉10517起，对各类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处理的2126件，行政处罚的354件。而全市负责处理这上万起投诉的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只有100余名。

　　 目前，我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设三级，市级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县市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乡镇劳动保障监察中队。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林以枫说：“除了接受投诉进行专查外，我们还负责日常巡查和书面审查工作。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尽量去做。基层监察中队作为大队的派出机构，只有执法权，没有处罚权，检查后需要进行处罚还要由大队出人。”在这样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能把手头的事忙完就已是万幸，更枉论主动和亲和。

　　 还有一组数据：截至2007年，全市90%的乡镇、村居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37家民营企业、3个经济开发区、2个行业协会等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此基础上，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打造“一小时法律服务圈”。为增加亲和力，该中心在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江西等5家外地在温商会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此外，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和湖北省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荆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异地法律援助互动。这些举动为法律援助工作赢得不少信任，去年，外来务工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比例有了一定上升，去年以来共指派1823件，同比上升7%。

　　 尽管如此，该中心主任吴林勇坦言：“粗略统计，法律援助在农民工中的知晓率约70%，这离普及法律援助的目标仍有距离，苦于中心缺乏经费，很少有机会深入农民工中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