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03日讯 浙商一个显赫的力量在于，直接印证了这一事实：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自然会消亡。

　　一

　　数月前，导报的年轻记者奔波于温州柳市，重访1982年发生的八大王事件。

　　过去了近30年，终可撕开历史的封条，年轻的记者们记录他们父辈的历史。

　　从本期开始，导报将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浙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

　　我们选择八大王事件以及发生地小镇柳市的变迁，作为系列报道的开篇并非偶然，尽管该事件并非发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

　　“八大王事件”颇为惊心动魄，它是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在中国的交锋；是解放思想与僵化思维逻辑的一次碰撞；是前进道路上一次制度变革的大撞击。八大王身上裹挟了浓厚的悲壮色彩，他们却也意外地成为声誉卓著的“温州模式”的发酵因子。

　　著名经济学家杨帆曾面对北京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说：“真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是那些做了牺牲的人。”庆幸的是，八大王事件在此后的发展中鲜有重现。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型道路，从这个层面来说，那不仅是八个人集体命运的转折，更是改革航向的一次价值确认。柳市的变迁自然成为研读浙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微观模型。

　　三

　　1978年至2008年是多么奇妙而独特的历史!

　　30年间，中国实现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转变，商业文化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创造性地颠覆了拥有几千年根基的传统轻商的伦理观，激发了全民创富热情，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径；重新界定了个人与国家的本位属性，更明晰地匡定个人与国家命运间的价值诉求边界；在制度建设上，力求将推动社会和谐的力量根植于制度范围内，保障各种思想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生产力。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认为，“人的本能是追求财富，以此无需计划就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崛起”。邓小平则用“致富光荣”的四字秘诀，将创造财富的权力和钥匙交给了人民，从而把中国这列巨大的列车推上发展的轨道。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显示出改革的创造性和想像力。记者出身的德国作家葛勃尔·施丹戈特在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时说：“邓(小平)在国内突出的是，唤起了个人积极性。”邓意识到，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从没有铁饭碗可以捧，当稍有机遇来临，隐在他们心头的一丝吃饱饭的念头就无法抑制。敏锐的观察家们捕捉到，“浙江省如今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许多都是在80年代由农民企业家创办的”。

　　在完成农村改革之后，中国开始推动并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沉浸在创造财富和GDP增长的亢奋状态里，由高楼大厦堆砌而成的繁华似锦。

　　难以想像，中国人只用了30年，就将追求幸福的权利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中。高速增长的GDP、超巨大的外汇储备、高效率降低的贫困人口，无不雄辩地揭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浙江，2007年人均GDP更是接近5000美金，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实现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跨越，一个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正在成形。

　　在如此历史性的机遇前，晋商、徽商却渐次隐退，浙商则因其与时俱进的基因使然，逐渐成为一个耀眼的群体，诞生诸多卓越的思想。

　　今天，我们以巨大的勇气设定“浙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大命题，希冀为浙商寻找一条搭建过去与未来、区域与全国的价值链条。我们试图解构，浙商到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贡献了什么？浙商如何壮大并影响社会进程？浙商在时代的试验田中如何完成“市场经济”这一产品的组装？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方面，浙商通过何种案例的呈现给予求解？在未来的30年，浙商将如何保持卓尔不群？

　　毫无疑问，浙商是改革开放的坚定实践者，在推动社会制度建设、纠正发展偏颇、建立市场主体、寻找市场规律、社会价值转型等方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原创经验”，这些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建中一个全新的价值取向。浙商的创造性、开放度、适应性都具有广泛的优势，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竞争力体系，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样本。在我看来，浙商另一个显赫的力量在于，直接印证了这一事实：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自然会消亡。

　　四

　　从柳市采访归来的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时任当地工商所长的胡万昌站在柳市街头，一脸沧桑地说：“你不能想像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事实上，胡所指向的正是那个特殊时期强大的限制经济进步的落后制度环境。

　　但诚如维克多·雨果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关住一种适合时宜的思想。我深信，任何适合时宜的思想都能恣意生长，并得到宽容和呵护的国度，必是其复兴开始的征兆，柳市的变迁、浙江的发展揭示的正是这一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