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5月13日下午2时左右，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急匆匆地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头发灰白，上身着一件旧衣服，裤管一只高一只低，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塑料袋。“这是我的10万元党费，请组织帮助转交给四川灾区。”客人的脸上，满是汗水与焦急。

　　这个特殊的客人，就是绍兴县柯岩街道梅墅村村民祁友富，一位有着35年党龄的农村党员。祁友富或许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全省党员中引发了交纳“特殊党费”的热潮，至今，全省党员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已达2.85亿元。

　　“大灾大难面前，党员要多出一分力”

　　5月13日中午，一向少有空闲的祁友富随手打开了电视，本想放松一下，却被电视里关于汶川特大地震的惨烈场面给惊呆了。看到第二故乡遭此大难，特别是得知不少学生被压在倒塌的教学楼下，这个在艰难创业中从不流泪的男子汉，眼眶红了。

　　这个遭受灾难的地方，是祁友富当兵、入党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是一片神圣的土地。那几年的军旅生涯是祁友富最美好的回忆，他始终保持着跟当地一些战友的联系，去年8月，他还特地回到这个第二故乡，看看熟悉的一草一木，探望在军营里结下深厚友谊的战友们。而现在……

　　祁友富颤抖着手，试图拨通当地战友的电话，却一个也打不通。

　　“国家遭此大难，灾区老百姓非常痛苦。我年纪大了，不能到现场出力，只能出点钱。”当时，厂里刚上了一套新设备，流动资金很紧张，祁友富拿着几本存折，顶着中午的大太阳，跑了好几家银行才凑齐10万元钱，第一时间交给党组织。同时，他再三关照不要作宣传，他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党的政策好。现在国家有难，我是一个老党员，多出一分力是应该的。”

　　在全国十强县的绍兴县，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比比皆是，祁友富的顺利喷花服饰有限公司年产值仅千把万，实在不起眼；就是他所在街道的800多家企业里，他的厂子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祁友富总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当初在党旗下立的誓言。这次他交纳的10万元党费，是街道收到的第一笔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也是绍兴市、浙江省收到的第一笔“特殊党费”。而这在祁友富看来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因为一直以来，这位老共产党员始终怀着对党的感恩，默默地在为他所热爱着的党和社会无私奉献着：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后，祁友富捐了300元，相当于一年的积蓄；

　　1988年，梅墅村进行道路硬化和桥梁改造，祁友富主动拿出1万多元赞助款；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当时祁友富创办的企业刚刚开始盈利，但他二话不说，又带头捐了5万元；

　　祁友富所在的绍兴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每次募捐，只要一个电话，祁友富立即提款上门，被会员们称为捐款“老客户”；

　　……

　　年近花甲的祁友富，在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在他八九岁时，父亲为救他人跳入冰冷的河水中，肺部受到严重损伤，失去了劳动能力，而母亲微薄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计。“那时，我们年年都靠救济粮度日。可以说，是党和政府养活了我们。”祁友富幼小的心里，充满了对党的感激和信赖。

　　18岁那年，祁友富光荣入伍，在四川郫县、汶川一带服役。1973年12月，祁友富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就立下决心，要为社会、为群众多做些事情，回报党的恩情。

　　1975年，祁友富转业回乡，先后在几家企业当过工人、驾驶员、厂长。1993年，他开始创办自己的轧花厂。创业之路并不轻松，甚至一度面临绝境。但祁友富凭着一股韧劲和绍兴人特有的精明，使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我是一名党员，现在企业发展壮大了，我有能力也应该去帮助别人，多为社会做点事，为党分忧。”这是祁友富在家里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最困难的时候，是老祁拉了我一把”

　　“当年最困难的时候，要不是老祁拉了我一把，我这辈子也翻不了身。”每当说起祁友富，耀国荣内心总是充满了无比的感激之情。

　　耀国荣与祁友富相识于1985年，两人是通过修车认识的。但耀国荣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修车业务上认识的朋友竟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一个人。

　　上世纪90年代，耀国荣开始下海经商。但不善经营的他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遇了麻烦，所办的企业入不敷出，并最终破产。耀国荣和他的家人终日灰心丧气。

　　“患难见真情!”祁友富给了他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我们并不是很熟，但就是在这段日子里，祁友富只要一有空，就会带着他的妻子来我家，帮我们出主意，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重新振作起来。”耀国荣说。祁友富还从他办厂的经费里挤出了1.5万元给耀国荣，帮他开了一家纺织机械配件店。

　　配件店并没有给耀国荣一家带来转机，两年后，他们再次陷入了困境。“配件店索性就别开了，到我厂里来，帮我管理。”祁友富再一次向耀国荣伸出了援助之手。如今，在祁友富的帮助下，耀国荣也有了自己的外贸公司。“祁友富这样的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耀国荣说。

　　的确，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祁友富总是在别人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

　　柯岩街道梅墅村里有一名61岁的孤寡老人，名叫吴伯根。吴伯根年轻时一时失足，出狱时已年近花甲，无子无女的他生活困难。祁友富听说后，立即来到村里，找到吴伯根，给他送来生活费，劝他重新做人。6年来，吴伯根老人每年的生活费用都是祁友富承担，非亲非故的祁友富成了吴伯根晚年最亲的人。

　　柯岩街道阮四村的章美英生了三胞胎女儿后，本身就不宽裕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拮据。祁友富听说后，在章美英出院的当天就来到她家，给素不相识的她送来慰问金，以后，每年逢年过节他都会带着礼品到她家去看望三胞胎。

　　祁友富待人，凭的是一颗诚心。厂里的职工生病了，他上门看望并报销医疗费；职工想回家，他就提前结算工资并送上路费……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祁友富第一时间关注厂里4位来自重灾区的工人。“先回去把亲人安顿好，有困难随时打电话给我。”得知几位工人家里都不同程度遭了灾，祁友富立即给他们结清工资，并给他们每人2000元慰问金。

　　“老板对每一位外来人员都这样，总是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让身处异乡的我们倍感温暖。”来自重庆忠县的谢兰芝说，因为祁友富的这分理解和关心，谢兰芝和她的几名工友从出来打工到现在，就一直在他的厂里上班，几年来都不曾有过“跳槽”的念头。

　　“外公真抠门，只给200元压岁钱”

　　尽管对他人、对社会很慷慨，但在自己的生活上，祁友富是出了名的“抠门”。穿的都是几年前买的旧衣服，难得买件新衣服也要藏好久才肯穿上身，他说怕弄脏了。

　　客户来洽谈生意，经常会惊讶：眼前的祁友富一点也看不出是个老板。

　　尽管这几年厂里效益还不错，但对待自己的亲人，祁友富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要过好生活，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2006年，儿子准备结婚，想要买套房子做新房。在绍兴，给孩子买套大面积的新房作为结婚礼物，相当普遍，何况祁友富大小也是一个老板。可他却拒绝给儿子买新房，而是将自己十几年前买的一套旧房子腾出来给儿子操办人生大事，自己和老伴则住到村里20多年前建的老房子里。在柯桥，像祁友富这样条件的人在城区买套商品房甚至别墅居住是件平常的事，可他就是这样“迂”。

　　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儿子并不见怪，他已经多次领教了父亲的“抠门”。1998年，他从部队复员回家，当时祁友富的厂刚开始盈利，儿子想要买辆小汽车，但被祁友富一口回绝，他对儿子说：“想买汽车要靠自己的真本事去赚钱。”可就在拒绝给儿子买车后不久，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祁友富第一时间赶到街道里，向灾区捐了5万元。

　　大女儿祁利琴去年辞去了医院的医护工作，到父亲的纺织厂做办公室工作。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9点半下班，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每个月工资2000元，这相当于厂里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但祁利琴并没有抱怨父亲，相反，她很支持父亲。

　　“尽管物质上父亲很吝啬，但他给我们更多的是精神食粮。”在进厂之前，祁利琴一直认为父亲很严厉且小气，每年给外孙女的压岁钱只有200元。很长一段时间，祁利琴总为这件事情尴尬，听到别的同事谈起孩子的压岁钱，都是几千甚至上万元，可自己的女儿收到“老板”外公的压岁钱只有这么点，别人问起时，祁利琴总是以一句“差不多”搪塞过去。进厂后，在与父亲频繁的接触过程中，祁利琴说她为自己当初的想法感到羞愧。

　　“父亲是个好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捐给四川灾区10万元特殊党费，祁利琴是事后才听说的。父亲的行动感染了祁利琴，她和丈夫捐钱捐物之外，还以女儿的名义捐了一笔钱，对于具体数额，祁利琴和她父亲一样低调，不肯透露。

　　祁友富交纳第一笔“特殊党费”后，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众多媒体找上门来想要采访，他都婉言谢绝。5月27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看望他时，他一再请求：“是党培养了我，现在国家有难，我哪有不站出来的道理，一笔党费实在算不了什么，千万不要宣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