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张仁寿 经济学家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 教授(以下简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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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主持：金辉 记者(以下简称金)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绉计划经济的潭水时，温州农民致力于发展家庭工业，一举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板，也被称之为“温州模式”，从而温州名扬天下，“温州模式”成了温州的形象代表。

　　 30年过去了，回眸“温州模式”走过的坎坷之路，特别是在“温州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初期，这里除了温州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劳动之外，其中也有为“温州模式”奔走呼号、倾注心血的专家学者的功劳。他们以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肯定了“温州模式”,并为“温州模式”的完善和提升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注支持，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也许会缺少了什么。他们当中有北京的董辅礽、吴敬琏、杜润生等，上海的袁恩桢等，也有本土的马津龙等，而省城杭州的张仁寿则是为“温州模式”写出代表作的经济学家。

　　 我们都曾见证“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从《解放日报》将温州经济发展的格局称为“温州模式”始到后来的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对于许多温州人来说都是记忆犹新，难以忘却。与此同时，人们仍还记得张仁寿为第一作者的《温州模式研究》(第二作者为李红)一书，堪称上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研究的代表作。光阴流逝，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想到了张仁寿，萌发了采访的念头。可是他很忙，我赶到杭州，他到宁波了，那天晚上他是从宁波匆匆赶回接受了采访。

　　 张仁寿，1956年7月出生于乐清市乐成镇珠

　　 土羊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在村小完成，初中也是在村里的附设初中班毕业。1974年从乐清中学高中毕业后在中小学当过民办教师，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取福建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浙江省社科院工作。1990至1992年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做访问学者。

　　 长期以来，张仁寿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已出版的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著作有《温州模式研究》、《浙江省与韩国：经济发展与比较》、《浙江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和《透析“浙江现象”》等，并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他的研究成果曾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等10多项奖励。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2004年被评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杭州市、嘉兴市、丽水市专家委员会成员等职。

　　 我选择了“温州模式”

　　 金：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对于温州人来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近来各地传媒都在寻找挖掘当年见证改革大潮的人与事。你是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专家之一，如果以此为标准，你也算是当事人了。能说说你当时是受什么启发去研究“温州模式”的？是乐清这块热土的感召吗？

　　 张：虽然我是乐清人，出生在“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但是研究“温州模式”是我的专业选择，而非“温州模式”选择了我。

　　 1984年12月，我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还是很吃香的，杭州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也希望我回到母校当教师，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浙江省社科院。因为，我一直关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动向，喜欢田野调查，省社科院做社会经济调查的条件比较好，可以实现我的理想。我到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选择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小城镇经济研究，这也是受到费孝通教授的启发，他在1983年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1985年3月，温州沿海地区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已经十分活跃，名声鹊起，于是我就到温州，在乐清、苍南、永嘉等地的小城镇调查研究。

　　 在温州调查回来之后，我撰写了《家庭工业刍议》一文，发表在1985年第3期的《探索》(《浙江社会科学》的前身)上。这也是我研究生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性论文。院领导还特地为我举行了一场温州经济考察报告会。从此，我也就从“小城镇经济研究”转向了“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研究”课题。该课题还被列为省社科院的重点研究课题。29岁的我成为重点课题组的组长。

　　 当然，选择“温州模式”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也与我自己是温州人有关，而更加重要的，是温州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实干精神和当时温州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局面深刻地影响了我、感染了我。

　　 金：你自己选择了“温州模式”的研究，那么你读杭州大学经济学专业和报考福建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是否因为从小就喜欢研究经济学？

　　 张：不是的。其实我从小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美文、唐诗宋词。因此见到喜欢的文学书籍就读，家中没有的就从同学处借来读甚至抄写。不过，在我青少年时期，那是个书荒的时代，也不可能读到多少书。记得1972年读高中时，看到同学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就花了一个暑假从头到尾抄写了一遍，甚至连索引也抄写下来。想想当年的读书生涯也真是不容易啊。

　　 老家地处半山区，比较落后，我的小学和初中就是在家门口的村小和附设初中班读完的，高中是在乐清中学毕业的。不过，不论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我都遇到了好老师。7岁读小学时，我的班主任王明，大概发现我喜欢读书，曾对我父亲说我是块读书料，刚好被我听到了，心中一阵狂喜，也愈加热爱读书了。上初中时，是王寿杰老师给了我许多锻炼机会，增强了我的能力。还有高中时的何竹银老师等，都是指导我人生的恩师。而我学习经济学是读大学后的选择。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学，第二是教育学，第三是政治学。可能我高考政治考得不错，就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了。1980年杭州大学政治系分为经济系和哲学系，我自己选择了经济系，于是经济学也就成了我的终身专业。

　　 观点经得起历史检验

　　 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从苏联搬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当“温州模式”刚刚孕育形成时，特别是在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争论中，研究“温州模式”，发表肯定“温州模式”的观点是要承受压力甚至风险的，不像现在一片赞扬声。你的《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出版于1990年，可以说是在温州模式争论声中出版的，其价值非同一般，也成了你研究“温州模式”重大成果和代表作。近20年时间过去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的观点至今还能站住脚吗？

　　 张：1985年初至1988年初是我研究“温州模式”时间比较集中的阶段。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年有三、四次回温州，每次也有十天八天的时间在柳市、龙港、金乡等地调查研究，前后大约撰写了4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温州模式研究》不仅对我来说是第一部著作，对学界来说也是系统研究温州模式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这部书充分肯定了“温州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算是客观、系统、全面地评价了“温州模式”，因而深得理论界的好评。譬如我在调查中研究的典型个案和收集的资料，至今仍很鲜活，还有史料价值。在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争论中以及一些敏感问题上，我的态度鲜明，虽然现在看来有的观点显得有些稚嫩，但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即便在1990年此书出版时经过几层专家审查，还是得到了首肯。因此，这部书至今仍有许多学者引用，而且引用率算是高的。这部书还获得省政府颁发的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不过，完成了《温州模式研究》之后，我的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的比较研究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金：当年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就是当别人还没有行动起来时，温州人已经起步，从市场经济的富矿中挖到了“第一桶黄金”。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成中国经济的普遍取向，你觉得“温州模式”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问题，主要是指制度供给问题，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创新问题。

　　 另外，温州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的功能特别是创新功能严重不足。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完善城市功能，才能留住和集聚温州稀缺的人才、企业家、资本等生产要素，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解决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共享，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等问题。

　　 同时，温州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也是一大问题。温州民资殷实，但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前几年温州对股份合作基金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理整顿，致使温州民营中小企业重新依赖民间私人借贷。而温州资本市场发育的落后，也严重制约企业直接融资和企业实力的增强。

　　 “温州模式”还有生命吗

　　 金：那么你觉得“温州模式”还有生命力吗？还能起到一种模式的作用吗？

　　 张：这是个很好、很尖锐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温州改革的经验主要是六个字：民营化、市场化。温州通过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了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独特而巨大的。温州经济体制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企业制度和市场结构的创新，其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尤为引人注目。历史表明，“温州模式”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新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但同时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的先发优势也正在逐渐失去。特别是资本大量外流，商业用地短缺，资本市场缺乏，投资环境相对恶化，在当下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资本跟着效益流动是正常现象。但从区域竞争角度看，过多的资本流出而少有外来资本的流入无疑会影响当地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地方财政的收入。

　　 金：说起“温州模式”，人们总是联想到“敢为天下先”，勇于闯天下的温州人，你是怎么看待温州人的文化特性对“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的影响？

　　 张：“温州模式”是有文化渊源的，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经世致用”的功利思想，虽然许多温州人并不清楚，可这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其基础是温州人的传统。还有温州的干部受当地区域文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比之其它地方要强。因此，温州人的重商传统、追求功利、敢于冒险等文化特性对“温州模式”是有影响的。

　　 同时，温州区域文化也有双重性。温州人的一些价值观念还存在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面。一是竞争意识强而合作精神弱，“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大家都想自己当老板。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协作与竞争同等重要。二是追求发家致富和物质享受动力强，但缺乏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干大事业的雄心，有的还保留着“小富即安”的小农心理。三是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家庭、家族观念强，但缺乏在普遍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队精神”。四是个人自主性和冒险精神强，但还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金：你对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怎么看，有何建议？

　　 张：我对温州经济的未来是看好的。温州面对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向，应加快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以推进城市化为重点，带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充分开发、利用港口资源，适度发展重化工业，培育经济发展后劲；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温州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应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外延)型向集约(内涵)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内源力量向依靠内源和外部力量并重转变，从主要依靠工业发展向依靠三大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转变。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温州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