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温州经常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温州模式”从产生至今，一直为社会和专家关注。在温州改革开放历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不可轻视，那就是媒体的推动力。有新的实践就及时总结，有新的突破就及时报道，有新的争议就及时探讨—正是在诸多媒体的助推下，温州才能在困难重重中走出独特的“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发展路子；才使得这个偏居于东南一隅的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在“苦恼问题”的讨论中解放思想—媒体是话语平台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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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话语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在信息传递并不很发达的当时，党报积极承担了这一重任。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带来了农村改革的春风，然而受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禁锢，文件刚一下达到温州，就引起了一场思想大震荡。争论最激烈的是文件中提到的包产到户。在一些人眼里，“包产到户”就是洪水猛兽。
这个问题，也同样尖锐地摆在《温州日报》编辑部的桌面上。作为党报，无法回避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下，《温州日报》通过调查研究，针对干部的现实思想，开展了一场“苦恼问题”的大讨论。
1980年9月27日，《温州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来信》，引起了全市城乡的强烈反响，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读者来信来稿，畅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这场大讨论持续3个多月，共发表34期、147篇文章。
报纸一讨论，马上就引出了一批鲜明地倡导包产到户的文章，这使编辑记者大受教益，也使他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逐步加深，是金光大道还是独木小桥？是局部有用还是普遍适用？是权宜之计还是根本大计？主持“苦恼讨论”的编辑，经过认真学习，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尽管当时肯定包产到户的文章不少，可是那么直截了当地从责任制的高度上肯定，这在新闻界还是比较少的。
关于“苦恼”的讨论，可以说非常及时和必要，它不但帮助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领会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更重要的是消除顾虑，纠正错误。198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加编者按整版刊发了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艾丰采写的长篇通讯《已是山花烂漫时》，生动记叙了发端于温州的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进一步宣传并确立温州的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重要地位。
回顾这一历史可见，正是媒体提供表达平台推动社会讨论，让最大多数人参与到争论和反思中来。《温州日报》把农业上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大胆地推广到乡镇企业上来，这在当时，不仅需要准确的政治眼光，也是需要很大政治勇气。正是这种媒体的勇气大力推动了温州的思想解放，也使温州的家庭工业一萌芽就得到舆论支持，加速“温州模式”的基础—家庭工商业的发展。
看准了的新创造，就坚决报道—媒体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
浮动利率的突破、农民建城的创新、小商品基地的开拓……都是发源于温州的新鲜事物。然而，这些新事物在出现伊始，中央都没有明确政策，基层则“百家争鸣”，赞许支持者有之，反对责难者亦有之。媒体如何准确“望”？
“看准了的东西，就坚决报道，就应敢于独立地负责”—《温州日报》坚守了这条信念。《温州日报》是浙南游击纵队创办的，至今已有61年历史。在文革中曾被迫停刊，后于1980年复刊。复刊后的《温州日报》改变采编作风，放手让记者到实际生活中选题材，做文章，由此使真正来自群众的创造、经验和问题能够迅速成为报纸的关注焦点，为当时还比较艰难的农村改革发挥冲锋号角、舆论开路作用。
“离土离乡，务工经商”是温州农民在实践中的一个创造，别看这两句话在今天已成日常用语，在1983年可还是个禁区。这时，一篇稿件来到了编辑部：文成县有17位农民到上海郊县借地办厂。编辑看了眼睛一亮：好一个创举和突破—按照传统的“单项疏散”观念，作为一个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是万万容不得农民进城的。编辑认为，此举对发展“温州模式”有重要作用，文章后来刊登在《温州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担心进城会犯政策的农民，拿着报纸壮胆进城办厂经商了；局限于传统观念影响的人，则拿着报纸指责报道“出轨”。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议论，《温州日报》抓住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又做了一篇立场鲜明的文章：离土不离乡，农民也经商。这是党报首次对“离土经商”的肯定，它解脱了长期以来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弃农经商之类的帽子，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放胆闯入流通，为温州十大经营性商品基地的形成做了舆论准备。
事实证明，《温州日报》看得很准。1983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浙江省温州农村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情况调查》，是中央媒体最早报道温州专业市场的。
“温州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挂户经营”的推广，也是如此。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挂户经营的面越来越广了，可它从“出生”开始就没有人为它正名过。到底该不该及时肯定呢？1983年7月，首篇肯定“挂户经营”的报道，在《温州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并配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据老报人回忆，这些报道当时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不小，不少人给报社编辑部打电话责问，接电话的编辑说：中央的精神是——不能只唯上、要唯实。这个实也就是“温州之实”。
凡需要表态的，主动站出来说话—媒体是社会议题的设置者
表面上看，一张报纸刊登什么，不刊登什么，登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样的标题等等纯属新闻采编的技术问题，但决定这些问题的，往往还需要依靠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
对于温州发展来说，1985年，“温州模式”在《解放日报》上的首次公开提出，就达到了关键时刻引导舆论的议题设置功能。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名词，“温州模式”是理论界人士的一个概括和称呼，是经济学家的一个界定和探索。然而当时，民营个私经济在很多地方还是“雷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喋喋不休。特别是1984年，活跃在商品经济市场上的10万温州购销大军，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在全国范围内，温州仍站在“姓社姓资”争论的风口浪尖。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消息，题目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温州的启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正是在这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温州模式”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回忆说，“在评论员文章中，我们以肯定的口吻，称温州‘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刊发这篇文章时，因为报社内部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最终拍板上了头版头条。
“温州模式”的提出，不是一个单纯概念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了温州正在探索的发展之路，促进了温州乃至全国后来的发展。回眸此后的20多年，因为这种舆论的支持，使温州人对于自己的探索和尝试有了充分的信心和底气，而基于这种信心催生的创新精神，让温州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此后，温州模式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而温州也成了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热土。理论界和新闻界曾先后在温州多次召开全国性的“温州模式”研讨会。1986年，《温州日报》又组织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为《总结完善提高—大家都来关心“温州模式”》，把温州模式的探讨推向新领域。
站在更高的基点，推动历史进程—媒体是时代脉动的把握者
理论界后来总结温州改革发展经验的时候，归纳出一条：“温州在争论中出名，在争论中发展。”成为一个长期关注热点，对温州发展的好处不言而喻。温州、温州人的知名度提高了，温州的发展便放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被对待。温州取得的成绩能够及时被看到，温州面临的困难及时被关注，温州的未来更多被提及。而媒体，特别是温州本地的媒体，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动，推进历史进程，至今仍是一个课题。
近两年，关于“温州模式”的终结或是嬗变的争论，甚嚣尘上。这场争论的起因是温州市委市政府于2005年2月开始实施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招商引资战略。这个战略招致大争论，许多媒体刊发文章，认为这将导致温州模式的终结。事实上，温州实施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战略同一般意义上的招商引资战略不同。温州最近几年经济发展步伐日益滞重，出现了“动力缺乏症”，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等方面。温州的招商引资，看中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元”背后的品牌资源、技术平台和管理理念。外资是有效推动力量，以此促进温州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文化嬗变。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在深入了解温州面临的发展困境之后，对这个战略发表了观点和看法。新华社发表文章认为，温州这是“以民引外”提升产业水平，是以引进外企促进民企发展。《人民日报》记者撰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温州发展模式转型与提升纪实》，指出温州实现了发展模式的创新。而此时，温州也在全国媒体和专家的各种声音的讨论中，吸收有用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深化招商引资战略，不断开拓改革创新，不断总结发展和提高自己，把温州推进到“第三次跨越”的崭新阶段。
今天，媒体则站在更高基点上，为温州未来谋篇布局，营造社会气氛，提供社会条件。《温州日报》策划推出“温州改革开放30周年—敢为天下先”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就是要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人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留下的记忆，在对发展历史进行全方位盘点的同时，展望温州人在创业创新路上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得出启示，做出展望。
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温州日报》此举意在为一个时代画出顿号。在这个顿号之后，新的时代将重新开始续写。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媒体在继续守望未来……(陈发赐马玉瑛作者单位：温州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