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余姚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特殊的凶杀案，说它特殊是因为被告是一名聋哑人。

　　为了更好地沟通，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了一名聋哑老师做翻译，而在庭审现场，为了更好地理清案情，被告人还做了一回临时“导演”，在被告律师和法警的配合下，模拟“哑剧”再现了一次案发现场。

　　命案嫌疑人是名聋哑人

　　今年的4月5日，余姚朗霞街道朗霞村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年轻的女子被杀害在路边一废弃的小屋中。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发现凶手手段残忍：不仅用砖头砸被害人的头，最终还用绳子勒死了被害人，而且在行凶过程中，凶手还用塑料袋套住了被害人的头。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一名嫌疑人，该嫌疑人是名女子，姓高，是一名聋哑人，与被害人在同一个厂里工作。

　　警方之所以锁定高某是嫌疑人，除了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枚高某的血指纹外，还因为高某与被害人之间本身就有瓜葛。高某的老公与被害人有暧昧关系，被害人生前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而鉴定结果，被害人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某老公的。

　　很快，高某就被余姚警方抓获，警方随后请来余姚一聋哑学校老师做翻译，给高某做了笔录。在笔录中，高某承认被害人就是她杀的。

　　手语沟通不畅，案情蹊跷

　　由于高某自己承认杀人，案件很快就进入司法程序，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但由于高某家人没给高某聘请律师，于是司法机关指定浙江康派律师事务所的陈金林律师，作为高某的代理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接受案件后，陈律师按例到看守所询问高某情况，这次陈律师特意从宁波的聋哑学校里找了一位老师。这次交流后，陈律师发现高某前后的交代存在很大差异。

　　律师辩称被告高某是无辜的

　　警方在办案时，高某交代说是她独自一人尾随被害人到达了小屋，然后杀死了被害人。而这次，高某交代说，她看见被害人与两名男子一起离开的，她是在小屋附近遇见了被害人，而且她并没有杀害被害人。

　　前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聋哑学校老师分析说，是因为高某并没有上过正规聋哑学校，手语表达很不正规，这就致使聋哑老师也无法肯定地了解高某要表达的意思，哪些是高某看见的，哪些是高某所做的，有些也只能靠推测，这样一来，也就可能造成翻译时的混淆，把高某看到的，误当作了高某所做的。

　　由于觉得案件中存在疑点，陈律师分析后认为，高某可能是无辜的，于是准备给高某做无罪辩护。

　　控辩双方各自聘来聋哑老师

　　昨日上午9：30，余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由宁波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主持，主控方是宁波市检察院，提供法律援助的陈律师则坐在被告辩护席。在开庭时，控辩双方都各自从不同的聋哑学校请来了聋哑老师，作为翻译。

　　检察院认为，高某因其丈夫与被害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遂预谋报复，于2008年4月5日18时许下班后，尾随被害人至村废弃的小屋内，用砖头砸头、绳子勒颈等手段，将被害人杀害后逃离现场。控方提供了高某丈夫的口供，证明高某曾和被害人有过冲突，有作案动机。而且当天下午，两人离开厂里前，高某还主动帮被害人分担了一些工作，这一行为对于有冲突的两人来说，很是异常。最后检方还提供了手印鉴定书、尸体检验意见书等证据，控方认为高某涉嫌故意杀人罪证据充分、确凿。

　　辩护的陈律师则认为，高某丈夫的口供不可信，因为高某丈夫本身与被害人有暧昧关系，可能存在偏颇。而且高某的丈夫在庭审之际，突然同孩子一起消失，无法找到本人，法院也联系不上，所以口供不能采信。另外辩方还提出，控方指证高某曾用砖头砸过被害人的头，可砖头并没有找到，而且在勒死被害人的绳索上，也找不到高某的指纹及皮屑等残留物。至于血指纹，也只能证明高某曾到过案发小屋，并不能证明高某作案，因此，辩方认为被告人高某无罪。

　　被告人庭审上做起了临时“导演”

　　庭审上，由于控辩双方各执己见，而且都以各自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因此为了能更好地理清案情，审判长同意辩护律师的申请，由被告做“导演”，在双方聋哑老师的共同翻译，以及辩护律师和法警的配合下，模拟事发现场，重现当天下午的事发经过。

　　通过翻译，高某“诉说”着，当天下午，她和被害人一起下班，随后被害人接了个电话，跟两个男子一起离开了。她由于要去骑自行车，就落在后面，在快到路边的小屋时，她看见被害人与两男子一起进了小屋，由于好奇她就跟过去，躲在门边偷看。

　　在说到小屋里的情景时，辩护律师和法警分别扮演小屋里的人，高某“指挥”一名律师蹲在墙边，另一名律师和法警则站在墙边。高某说她看到被害人与其中一男子搂在一起，另一男子则在墙角方便。本来她并没什么事，但一不小心头磕在门上，响声惊动了屋里的人，在方便的男子就冲出来，将她拖进屋里，用手将她掐晕了。等她醒过来，被害人已经死了。在说明两名男子的去向时，高某则一会儿表示两人都走了，一会儿表示其中一个人走了。不正规的手势，让两名翻译老师也不敢肯定。

　　整个庭审持续了3个多小时，由于案情特殊、复杂，主审法官表示，要经过庭下合议后，择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