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网讯 之前一篇名为《都市里那一片尴尬》的报道披露了鹿城区绣山街道巨一村山下自然村村民渴望旧村改造的心声，引起了各方关注。

　　 目前，我市所辖三个区共有75个“城中村”，村民19.6万人。到2011年前，市政府计划要完成50%以上的“城中村”改造目标，据粗略估算，改造资金至少需要上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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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庞大的民心工程，对于每个“城中村”来说都是一件“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的大事，同时又涉及到土地政策、改造资金、拆迁安置等情况，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是一个必破之题，因为其背后维系的是数十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小巷里杂乱不堪，墙壁上的“山下巷”几个字才让人意识到这里地处市区。陈侄辉 摄

　　 ▲“城中村”里的小巷通常比较狭窄，还常常挂满居民晾晒的衣服，不要说汽车通过有困难，有时候摩托车通过都很勉强。陈侄辉/摄

　　 旧村改造百姓很乐意

　　 “我是真心盼望旧村改造的。”年近60岁的“城中村”村民、鹿城区南郊乡东屿村谢老伯说：“谁愿意住在大白天都要点灯的危房里？村子改造好了，环境好了，房租高了，大家都乐意。”

　　 对于长年生活在“城中村”的村民来说，大多数人确实像谢老伯一样，翘首期盼能早日启动旧村改造。去年10月，包括东屿村在内的市区8个“城中村”要求进行旧村改造，并且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改造条件较为成熟。

　　 “城中村”是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衍生出的一种产物。”长期关注我市“城中村”现象的学者——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师王新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温州城区面积由原来的9平方公里，迅速扩展到今天的100多平方公里，原先的村庄逐渐隐藏在光鲜的城市建筑阴影之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都市里的村庄”。从地域角度上看，这些“城中村”大多位于城市繁华地段，但其人口管理体制仍由村委会统一管理，成为“非城非农”的一种独特社区。

　　 王新经过调查发现，“城中村”大多地理区位较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地价逐年得以升值。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二、三产业，有的纯粹以房租食利为生。她认为，“城中村”安全隐患很多，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以致于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犬牙交错、杂乱无章，成为外来人口的聚集区和犯罪多发区。“城中村”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已成为城市进一步提升档次的瓶颈。

　　 “无论就单纯的经济改造成本还是综合效应而言，‘城中村’的改造应该越早越好。”王新认为，如果对“城中村”的改造抱着“能不动就不动”的态度，长此以往，随着农村建设量的加大和地价的增长，对其改造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改造试点村出现新难题

　　 “村里15年来没有新建一间房子，大家都在等待旧村改造，但快6年了，改造的事情还是纸上谈兵。”瓯海区茶山街道山根村党支部书记庄昌桂无奈地摇着头说。

　　 山根村是瓯海区“城中村”改造的试点村。从2003年启动以来，该村的旧村改造规划已经完毕，全体村民都已签字同意改造，但由于征地方面原因一直未能开始实施。

　　 “‘城中村’改造确实很难。”龙湾区城市化建设办公室主任陈和斌说，目前“城中村”改造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涉及到农民身份的转换、集体经济性质的转换以及农民利益的补偿等问题，全国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近年来，陈和斌和他的同事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2003年，龙湾区永中街道东林村开始启动“城中村”改造，这是该区的第一个“城中村”改造试点村，该村靠近龙湾区行政中心，全村1600多人，外来人口500多人。

　　 “城中村”改造，就像老屋推开尘封已久的窗户，阳光透进来的同时，很多历史旧账和矛盾都显现出来，眼前的利益要照顾，过去的纠纷处理不好也会产生新的矛盾。陈和斌这样形容“城中村”改造的艰难程度。

　　 “城中村”改造的主体是村民，村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龙湾区专门出台了《东林村旧村改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大到房屋的层次和朝向，小到座便器和洗脸盆，均作出了详细的补偿标准。村民只要拿着《实施细则》，家里凡是能够得到补偿的东西，都能一一得到对照。

　　 目前，东林村党支部书记林由岳有点担心的是，村里还有20来名村民不太愿意合作，他说：“虽然这对全村1600多人来说所占比例很小，但必须做到一个不落，才能避免带来后遗症。”

　　 除了可能会带来的后遗症，还有一种情况是个别人不是真心配合，会导致“城中村”改造半途而废。鹿城区绣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徐一峰说，前几年，该区曾有一个可借旧城改造之机实行改造的“城中村”，只因为极少数村民提要求不够理性，改造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后来，这些人开始感到后悔，主动要求配合旧村改造，但时机一去不再来，由于政策变动等因素，该村至今还无法启动改造计划。

　　 统一政策即将出台

　　 “城中村”在国外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在我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过去，农民最渴望的就是“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因为拥有非农业户口，就意味着能享受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福利待遇。如今，“城中村”村民却大多不愿放弃农业户口，许多村庄已无一分农田、无一人务农，却有整村的“农业户口”，且以此为“幸”。

　　 在王新看来，这是一种“城中村”村民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宅基地、计划生育、人口迁移、享有分配”等四大优势。因此，“城中村”改造的难点是村民，关键在于政府。

　　 然而，迄今为止，国家尚未出台“城中村”改造的统一法规，全国不少城市只能在摸索中前进。2004年，我市有关部门开始起草《温州市区旧村改造实施暂行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但由于考虑到其中复杂多变的因素，至今尚未正式出台。

　　 “旧村改造不同于旧城改造，涉及的改造资金、拆迁安置等情况比较复杂，一个‘城中村’改造至少需要花三五年时间。”市村镇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暂行办法》经过多次修改上报后，近期有望正式实施，相信包括山下村在内的“城中村”会尽快启动改造步伐，“但政策归政策，旧村改造能否真正开展，关键还要看村两委班子的领导力，以及村民思想的高度统一。”

　　 旧村改造的“它山之石”

　　 “城中村”，如何让它平静有序地改造，已经成为摆在包括温州在内的许多城市面前的一道课题。

　　 据悉，目前“城中村”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由政府主导型，主要是指政府完成前期土地开发，然后采取市场化的招标拍卖方式。二是村民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自筹资金，自行完成改造。这种模式需要政府支持力度比较大，比如在基础设施、公建设施及资金等方面，适用于村集体及村民筹资能力强，村规模较小的情况。三是开发商主导的开发模式。

　　 目前一些城市大多采取政府主导型的改造方式。“城中村”改造需要的资金巨大，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招标拍卖方式，置换土地，做到资金平衡，强有力的监督，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村民，同时能有效地做好村民安置问题和今后的生活保障。

　　 深圳市采取的“城中村”改造方式引起了多方关注。2006年10月，深圳市田厦新村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与当时盛行的开发商开发、政府拆迁补偿的改造模式不同，田厦新村以村民宅基地入股参与改造并分享改造利润。该模式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土地利益分配新机制，让村民、村集体和参与旧村改造的各方都走出了利益“怪圈”，达到了一种多赢的效果。新村落成后，由股份公司下设一个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村内所有商铺交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

　　 有专家指出，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方式固然值得参考与借鉴，但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归根结底，既需要魄力又需要智慧。

　　 城市发展在呼唤，“城中村”改造是必破之题，大多数村民在呼唤，“城中村”早日“脱胎换骨”；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呼唤，破此难题，重在合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中村”的村民必须真心配合，理性处理，切莫趁着改造之机，在拆迁等问题上漫天要价，到头来损害的将是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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