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扩

　　 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免试”入学，严禁组织升学考试。然而，陕西省宝鸡市店子街中学26日组织了有300多名学生参加的升学考试。对于这一违规事件，学校表示家长择校让孩子上学，组织升学考试实是无奈之举。该校校长称，因为最近几年学校教学质量还不错，就有一些领导、熟人、学校老师以及各种关系介绍来的很多学生没法接收，“我今年收到的领导批的条子就装了3个档案袋。”（《西安晚报》8月27日）

　　 连小学升初中，领导批条都得要现身，而且这批条还不少，“装了3个档案袋”，可见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介入之深。虽然说这只是发生在宝鸡市一个中学里，事情似乎很小，不值得一提，但如果把视角放大提高来说，比如说，一个学校能收到3袋领导批条，那么在全国这么多类似的学校，要用乘法算一下，估计这样的批条可以绕地球好几周了，浪费纸张且不说，单是应对的时间和精力就够那些校长焦头烂额了。所以，这里面恰好能以小见大，反映出权力潜规则对社会公平的腐蚀的大环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所著的《乡土中国》里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他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熟人社会，其实质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显而易见，发生在店子街中学的“批条现象”，就像著名的红头文件一样，基本上都是遁着官场潜流而入的，靠的是通过权力和人情，以及金钱之间光怪陆离之私人关系，打个招呼，就可以无形胜似有形，从而以这样那样的潜规则凌驾于法律和条文这些明规则之上，更可随心所欲。

　　 由此，在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也让真正手握实权的人有些忌惮，3个档案袋里的领导和批条，谁都不敢得罪，无奈之下，校方宁可违背明规则——国家明文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免试”入学，严禁组织升学考试，而另行组织升学考试，以应付人情重负和权力施压，可见潜规则这覆巢之下，几无完卵的严重危害。

　　 其实，在我国的不同领域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批条现象。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倒爷拿批条利用价格差赚大钱，更有人假冒领导批条诈骗钱财，买官卖官，鱼肉百姓。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打招呼、批条越权或滥用职权，插手、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批条往往意味着一种社会资源的稀缺，也意味着监管乏力。可以说，越是在领导随意批条子的地方，贪污腐化的机率就越大。

　　 杜绝领导批条后患，其实也不难。除了加强制度监管和均衡社会资源配置之外，纪检部门完全可以依照批条顺藤摸瓜，查查批条的来龙去脉，若发现越权违纪，乱批条子，以权压法，即公诸于众，严加查办，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因为每一张批条，都是一份难得的举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