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远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牵动了嘉兴学院副院长杜欢政的心。直到会议表决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电脑桌前的杜欢政才欣慰地笑了。作为中国产业废弃物研究的第一人，杜欢政还有一个“垃圾教授”的美称。多年的循环经济研究经验，让杜欢政参与制定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也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此项法律从《循环经济法》变成《循环经济促进法》。

　　 从《循环经济法》到《循环经济促进法》

　　 走进杜欢政的办公室，你会发现“垃圾教授”名不虚传。从内墙壁延伸到门口，摆满了一袋袋的书本、稿纸，办公桌上也堆放得满满的，杜欢政被包围在这些杂乱的书籍堆中，看上去毫无大师风范。

　　 见到记者到来，杜欢政连忙起身，从拥挤的办公桌后面出来迎接，翻出一个一次性纸杯，小心地探进书堆后的饮水机倒水。“你是不是感觉我这里像个垃圾堆？这些都是我平时研究时用的材料和一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关于循环经济。在你看来很杂乱无章，其实我这样放置是有规律的。”看到记者怀疑的表情，杜欢政介绍起他的这堆“宝贵垃圾”。

　　 作为循环经济专家，杜欢政带领团队参与了国家《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法规、政策的制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经济发展遇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瓶颈，对循环经济立法也成为必然要求。本次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在充满争议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大家对循环经济的思想认识还不统一。”

　　 对循环经济立法，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杜欢政提出，循环经济法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出台“软性”的“促进法”，而不应出台“硬性”的“法”。“我经过了前期深入的调研，发现我国的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循环经济的法律具体实施起来也应该不同。”

　　 “先前我的这个观点没有得到认同，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最终通过的是《循环经济促进法》，而不是《循环经济法》。”

　　 “垃圾教授”杜欢政与循环经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欢政就开始对废弃物循环经济课题进行研究，被称为产业废弃物研究第一人。1988年开始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的研究，他从金属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研究开始，后来逐步扩大到废纸、废塑料、电子废弃物领域的研究，于是就获得“垃圾教授”的美称。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杜欢政发现了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秘密”，从其他专家的“民营体制论”变成“循环经济论”。“我把浙江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总结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套“新颖”的循环经济理论，杜欢政解释为：提出了循环经济这“一个法宝”促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提出了浙江省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模式”；提出了“四位一体”的浙江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五项对策”。这些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凝结在由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作序的《循环经济读本》一书中。

　　 “此项法律的出台，会促进我市经济发展走上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杜欢政说，《循环经济促进法》会引导我市的企业形成节能减排的发展观念。对像华友钴镍手机废电池回收、陶庄废钢材市场那样的相关产业发展，有很好的指导和引导作用，为这些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循环经济促进法》会促进市民消费方式的转变，市民的吃穿住用行都会受此影响，对建立一个节约型的嘉兴有很好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