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1902～1955），海宁人。我国20世纪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

　　 江南的文人，一般说来，属于温良恭俭让型，很少剑拔弩张的，即便有刺，也是绵里藏针，表面上仍是一团和气。当然，任何事都有例外，史东山便是一个。

　　 史东山现在好像不大有人提到了，其实在当年的电影圈里，名头之响，比之现在张艺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导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影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用田汉的话说：“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史东山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导演，影片是很主旋律的《新儿女英雄传》，上座率也挺高，比之现今靠表现国人愚昧落后取悦外国评委的名导们，史东山的见识和功力无疑是高出了一筹。

　　 史东山原名史匡韶，但他显然不大满意这个文绉绉的名字，于是改名东山。东山是他的家乡海宁硖石镇上的一座小山，史东山以此为名，既是对家乡的怀念，也是以山之坚硬刚直自况吧。

　　 史东山也确是名如其人，他的脾气，在当时是出名的大，他甚至会一怒之下，当场给不好好干活的灯光师一记耳光。但大家还是很尊敬他，因为他的脾气发得的确有道理，也因为他事后正式当众道歉，更因为他同时对有才气肯吃苦的年轻人，奖掖提拔也是不遗余力的。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时，有一个白杨、陶金热吻的长镜头，当时沈西林刚到电影厂做小工，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见了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现场正同期录音，于是不得不重拍。史东山当即沉下了脸，但念沈西林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总算没有当场发作。沈西林不知深浅，还自作聪明地说：“是否是伊当着介许多人亲嘴巴、香面孔要重拍？”史东山一听勃然大怒，夹头夹脑把沈西林骂得狗血喷头。沈西林吓得抱头鼠窜，从此老老实实，埋头做事，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到了停机时，沈西林正担心史东山会不会把他给炒了，不料史东山拍拍他肩膀：“小赤佬不错，下部戏我还用你。”自此沈西林跟着史东山闯荡江湖，很快做出了名堂，成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摄影师。

　　 不只是对手下人脾气大，史东山对权贵的脾气还要大。抗战时，一次张治中到中国电影制片厂视察。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上将军衔，也算是个大人物了。张治中一到，组织者大喊一声“起立”，于是全体立正，恭候如仪。只有史东山懒洋洋地斜坐在椅子上，一手摸着他著名的小胡子，微笑着跟张治中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这副模样令当时也在场的诗人徐迟大为佩服，他在《江南小镇》中说：“大家起立了，史东山岿然不动。他自坐着，好像倒是他接见张部长，真是一个人物!”

　　 心高气傲、个性分明的史东山，似乎总有点不合时宜，跟时代潮流格格不入。1940年代在上海，他给学生上课时赞扬延安文艺界自由讨论无拘无束的风气。1950年代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却公开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时代潮流甚至成为创作的不二法则，电影局提出“工农兵电影”的口号时，史东山却发表文章说，“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也很平常，但当时却被视为大逆不道，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据说本来有意让史东山担任电影局局长一职的，也因此而彻底搁浅了。

　　 性格决定命运，史东山这种“如厚钢板一般刚直”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在52岁的有为之年撒手人寰。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当时的二流女演员，托著名演员魏鹤龄向史东山引荐，要在史东山的电影中演一个角色，而史东山却讨厌她不断的绯闻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不予理睬。这于史东山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却不料从此埋下了祸根。几十年后，这个女演员成了中国政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1955年“胡风事件”时，她两次夜访史东山，施加压力，要他揭发胡风。刚直如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背后一枪，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如他对夫人华旦妮所说的：“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于是，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史东山死前留下三张纸条，一张写的是“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一张是“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第三张是“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

　　 史东山以生命为自己的脾气作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