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儿头”，总让老师爱恨交加。爱是看着学生成长、自己渐老的无私博爱；恨，是与叛逆青春作战的恨铁不成钢。今年教师节，我们从“刺儿头”这个特殊的视角来倾听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往事与情感。

　　昨日开始，一个个曾经的“刺儿头”都通过新闻热线来“想当年”。年少时总把讲台上下想象成两军对垒的阵地，学生老师冤家聚头、水火不容，所有的故事基本都以这样的形式开头，但却都是以歉意、感恩、祝福和怀念结尾。真希望这些“不安定分子”的老师能在教师节这天，接收到这些情感，在想想当初自己伤脑筋的样子，能释怀地笑一笑，也算一份精神上的礼物吧。

　　今天教师节，要跟所有老师们道一声祝福；同时，新闻热线或QQ群仍在这里等待倾听当年的“刺儿头”们的讲述。但愿老师们能接受我们这样的报道形式。

　　三十年前，那位被我们害惨了的音乐老师

　　讲述着：楼楼(QQ名)

　　我的老师：忘记姓名的音乐老师

　　看了昨天的报道，让我想起一位老师；很不好意思的是，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人，说说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时代，是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岁月——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正读四、五年级，正是不安分的年纪，“刺儿头”，也算一个吧。我那小学好像就叫杭丝联的厂属子弟学校。

　　学校有位30多岁的女音乐老师，我已经忘了她的姓，可能姓周。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是一位才貌双全的气质型美女。当然，她的那种气质，在当时被认作是“小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可是一顶严重的“帽子”。

　　我听大人说，她原先是文工团的，好像还受过周总理接见，但因为家庭背景不好，被下放到这里；她教我们音乐课，我至今还记得她谈钢琴，教我们唱歌的样子；加上地道的京腔，好听极了。

　　学校里这群普通教师中，就数她的样子能跟“小资”对上号。于是就捏造了她很多罪证，大家张贴大字报，把她莫须有的罪名写了一大串，挂在大字报教室里。结果可想而知，她在学校里被搞得很惨；她下午挨斗，但上午还得上课。我们这些孩子很调皮，到后来在上午上课的时候都要搞恶作剧捉弄她，她默默承受着，只是哀伤，但不冲学生发脾气。

　　小学毕业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多年后，听人说她之后调走离开杭州，最后出国了；再没别的消息。

　　其实，我也出身教师家庭。当年我爸就是一所小学校长，整天挨批，被关牛棚。按理说，我实在不该那样对待老师，可是孩子在那个时代又懂什么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只要回想当年我们对待她的样子，我就心怀内疚，很难过，后悔。老师如果还在世，应该七十多了，很想她啊！很想跟她说声：老师，教师节快乐！我对不住你，希望你能原谅这些不懂事孩子曾经的幼稚和浮躁。

　　遇到他之前，我成绩差到想逃离学校

　　口述者：项挺

　　我的老师：杭四中退休教师林乐彦

　　如果要给我贴个标签，那我是标准的“笨学生”。记忆中，数学和英语成绩好像从没超过及格线；成绩差到什么程度？我连逃离教室、学校的冲动都有。

　　当年，我在凤起中学念书。成绩非常差。尽管班主任也经常跟我谈心，可我听不进去，觉得都是没用的大道理，没啥实际意义。我讨厌他们，开始渐渐的排斥学习。成绩越差，我就越排斥学习，排斥一切跟学校有关的人和事，直到我遇到林乐彦老师。

　　严格意义上，林老师算不上我在学校的老师。别人对他的介绍是：林乐彦，男，1933年出生，杭四中退休教师。末了，还要加上一句——“残疾人”。我是在2004年夏天的一次社区讲座上遇到他的。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讲课的老师是位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连笔都拿不稳。

　　就在那次讲座之后，我决定去找林老师，我觉得他也许能帮到我。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就像是在听林老师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见到林老师的那个晚上，他坐在轮椅上，那么的慈祥，等我说完了，他对我说，“我只提两个要求，第一是态度要诚恳，考试无论好坏都不能瞒着我；第二是要以我为目标，我是残疾人却还可以有作为有贡献，你也可以！”

　　我也永远忘不了，高一的一次考试，我以为考得很好就去跟林老师报喜，结果林老师却跟我说还远远不够，然后他就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那是他和很多他教过的跟我差不多情况的学生之间的故事。我们的调皮捣蛋、自暴自弃，在林老师那儿好像都不见了，而林老师还相信，我们还可以更好！林老师说，他现在还总是会想起这些学生，想想和他们走过的春夏秋冬，他还是会湿了眼眶。

　　我没哭，但是在这些时候，我心里总会默默地流泪，因为感动，因为被信任，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