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遥远年代的那场战火硝烟仿佛又在我眼前弥漫。

　　 文成南田，因是刘基故里而闻名国内外。60多年前，在抗战艰苦卓绝的日子里，就是在这深山旮旯里，演绎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流亡联高”的故事。浙江联合高中在南田经历了3年特殊的办学历程，留下了遗迹，也留下了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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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高流亡南迁路

　　 1937年，抗战烽火在国内燃起。10月份，日军逼近杭州，杭州各中学开始停课，逐渐内迁疏散。1938年6月14日，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撤至浙南的杭高、杭初、女中、杭师、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校合并，组成“浙江省立联合中学”，简称“联中”。为了在战时便于疏散和管理，1939年6月，又将原高中部独立出来，成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简称“联高”。

　　 联高的办学，是流亡式的办学，是逃难式的办学。师生们要经受敌机轰炸、经费短缺、生活物资供应不上等种种困难的考验。成立之初，校址在丽水碧湖。最后选择迁往南田，直至抗战胜利。

　　 联高为什么会选择在南田办学呢？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为攻占衢州军用飞机场，发动沿浙赣线和对浙南的进攻，金华、丽水相继沦陷，联高被迫于5月24日停课。为了找到一个令人安心的办学地方，尽早复课，学生自治会设立特种委员会配合学校着手搬迁事宜，四处联系下一个落脚地。最后，联高选择了南田。今年82岁高龄的刘允宽老人是南田当地人，曾是黄埔军校第22期学生，当年也是联高的学生。他说，当时的南田是联高办学最佳的选择。因为这里是瑞安、青田、文成的交界处，交通虽然封闭，但小气候好，是高山平台，有“大旱不绝收，大水不漂流”的环境。山区平原面积大，是个产粮区，因此粮食可以自足。这里又是刘基的故里，民风好，而刘基庙又给办学提供了现成校舍。

　　 一个学校的搬迁，谈何容易。为了顺利迁往南田，师生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高年级学生还组成了运输队、警卫队、救护队和后勤队，保护年小体弱的同学撤离。抢运图书、仪器、药品和粮食的任务也由高年级的同学承担。经过一个多月的搬迁，联高在1942年7月抵达文成县南田(原属青田县)，并及时复课。

　　 联高在南田的3年时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学校培养了千余名学生(包括肄业)。至今，这些分布在海内外的校友难忘当年南迁之路，更不能忘怀在南田的日日夜夜。在台湾的校友们主动联络世界各地的同学，成立了校友会，收集到各种珍贵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有他们在南田文艺演出时的合影及球队队员的合影，有同学们在山坡上自习的场景，有老师们的赠别题字等等。这些老照片，勾起了校友们对战火烽烟中联高岁月的怀想。

　　 青年学子聚南田

　　 南田是明代开国谋臣刘基的家乡，这个山旮旯里小镇上的居民曾热情接纳了联高的师生，而这批流亡的师生们也给“帝师”的故乡带来了勃勃生气。时过60多年，南田的山水还记录着联高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

　　 联高是聚集浙江优秀学子的学校，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在省内高中可谓一流，是青年学子向往的学校。当时，联高在全省设云和、丽水、南田、温州4个考区，统一划分分数线。在抗战时期，全省各地的青年学子为了能上联高，水陆兼程，跋山涉水，从浙西北到浙东南，甚至要转辗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南田求学。据联高学生、原温州市科协主席周申生回忆说，上联高是我们当时年轻学子的追求。周申生也是经过好几个地方才辗转到达南田的。

　　 300多名学生相聚在此地，南田就像一个大家庭。当地民众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向他们提供了办学和生活的一切条件。教室安排在刘基庙里，大殿布置成礼堂，宿舍和生活区安排在百姓家里，学生活动的场所就在南田秀美的山坡上和小溪边。南田村民为了保证师生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每天都用肩膀从山外挑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据刘允宽老人回忆，虽然交通闭塞，但伙食还是较好的，每个月还有一次聚餐，有猪肉、牛肉和海鲜品。在山头地，最深的记忆还是乡情和友谊。当地学生照顾外地同学，经常带他们到家里去就餐，或者带好吃的食物招待同学们。放假时，为了减轻外地同学长途来回的负担，温州的学生还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共度寒暑假。

　　 南田的学习条件是艰苦的，同学们点的是桐油灯，用的是绿草纸，穿的是旧轮胎做的鞋子，睡的是茅草床垫。一些老校友说，寒冷的冬天，同学们的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几乎麻木一个隆冬。但是，联高给同学们留下的是终身的受益，增加了学识，也磨炼了意志。

　　 同学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皆能克服环境困难，自觉学习成了联高的优良传统。每到课余和休息天，南田的溪边和林子里都是学生们三五成群自习的身影。同学们在山里读书，不忘山外的形势。在军事教官的严格训练下，认真学习军事基础知识，时刻准备投笔从戎。在抗日号角的感召下，联高学生也积极应征参加抗战。李世昌教授是1943年进入南田联高的嵊县籍学生，1945年初，响应国家“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滴血”的号召，与同班的楼章友、王邦儒、傅孟法同学一起参军。他们回忆说，入伍学生是在学校军乐队和同学们的欢送下走出南田的，风光得很，至今记忆犹新。

　　 尽管是在艰苦的抗战岁月，由于联高师生生活学习在这里，使南田这个山村充满蓬勃生气。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各种课外社团，如联高球队、联高剧团、正音乐社(包括军乐队、民族乐队、歌咏队和京剧组)、燕社和古戏社等，使寂静的浙南山区弦歌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他们曾演出过《茶花女》《花溅泪》《红心草》《野玫瑰》《沉渊》《日出》等话剧，还有《打渔杀家》《游龙戏凤》等京剧折子戏。不仅在校内演出，还曾在丽水、碧湖和温州向社会售票公演。尤其是学校的军乐队，是师生们引以为骄傲的乐队。它是省内唯一的高中军乐队，演奏水平在当时也堪称一流。每当重大的节庆活动，都可以聆听到军乐队的演奏。同学们的毕业典礼和欢送同学应征入伍，军乐队的演奏更是最高礼节。当地老人至今还记得，身穿校服的同学演奏着雄壮的军乐走在南田小镇上的场景。

　　 烽烟战火育英才

　　 在如今的杭州高级中学校园里，有一块“院士石”。石上非常醒目地记录了从这个学校走出的46位院士，而其中有几位院士曾经就是抗战时期联高的学生。当时南田47届的理科班称为“大风班”，文科班称为“敷文班”。这两个班的80名学生中，就出了3位中科院院士和1位俄罗斯古建筑科学院院士。

　　 艰苦条件下办学的南田联高走出来的学子多有建树。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培育的人才，是南田的好山好水孕育了他们。联高以这段历史为光荣，学生以南田为骄傲，南田也以联高在此办学为历史的荣耀。

　　 联高能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培养出众多人才，是因其具备师资精英。

　　 曾经是联高学生的陈志华院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生动地评价了当时的教师：“饭吃不饱，课上得好。”陈志华院士说，那时浙江一带大学都停课了，最高的学校就是联高了，所以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都为联高上课。其中便有王季思、钱南扬、王溟鸿等国内知名学者。联高的教师上课没有课本，课堂上都能随口背出经典来。而学生每天晚上在复习课业时，也都能准确地记录教师的讲课内容。当时学生刻苦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大学，因为抗战时期的大学多已停课，他们为了国家兴盛而学习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联高的两任校长张印通和崔东伯，均为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张印通(1897—1969)，嘉兴人。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1923年从日本国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浙江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二中、江苏松江女中教员、教务主任，省立一中教员。1937年11月嘉兴濒临沦陷，他带领全体师生走上流亡办学之路。他们经余杭，过于潜，抵兰溪，越永康，到达丽水碧湖，最后在南田落脚。在艰难的流亡生涯中，张印通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办学。周恩来曾在浙西考察时称赞：“在此冠敌蹂躏遍地，炮火连天中，浙西中学乃有如此规模，为国家民族培育英才，诚教育界前途之好现象。”

　　 崔东伯(1898—1987)，宜兴人，东南大学数理系毕业。学生说他的数学课上得好，代数、几何都能教，代数尤为出色，有“崔代数”之称。他是杭州市中学里唯一拿大学教授工资的老师，曾与鲁迅共过事，是很有成就的数学家。他是一位很有骨气的校长，曾说：“宁舍校长不当，也要保护学生。”当时，一批学生自发组织了“三月社”，秘密油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国民党当局秘密搜查“三月社”主要成员的书柜衣箱，准备开除参加“三月社”的学生吴士廉。崔东伯作为校长挺身保护，断然拒绝开除的提议。

　　 刘允宽老人说，南田联高最值得骄傲的学子便是那4位院士，他们是：韩济生，1953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生理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韩祯祥，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61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获博士学位。浙江大学电机系教授。长期从事电力系统学科的前沿研究，在电力系统故障诊断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允钢，植物生理学家，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植物体内碳水化合物转化的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最初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后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自1983年起新开文物建筑保护课程。1989年开始研究乡土建筑，对楠溪江古民居、泰顺的保护开发具有重大贡献。1987年当选为俄罗斯古建筑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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