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地踏看了余新镇的多处住宅小区后，南湖区余新镇明星村农民陈鲍军和父母决定把用宅基地置换的两套住房落户在镇政府东面的南江苑。余新镇党委书记毛扣祥说，9月22日左右陈鲍军就能领取新房钥匙，成为嘉兴市首批通过“两分两换”政策搬迁新居的农民。

　　据了解，除了余新镇外，南湖区大桥镇和七星镇都已陆续开展“两分两换”改革试点。

　　一本资产增值账

　　算得农民笑哈哈

　　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有多少民意基础？“总体上我们是赞成这项政策的。我们经过反复换算，觉得这个置换还是划算的。”原来，务实的农民早就算过“两分两换”后的资产增值账。

　　今年57岁的蔡天福是余新镇明星村18组的农民，拥有13亩承包田。两个女儿出嫁后，250平方米的偌大房子只剩下他和老伴。“我们夫妻俩每天起早贪黑，辛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铜钿。”蔡天福刚一落座就念叨起“两分两换”的种种好处，“土地流转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年纪大了，田里的活越来越干不动了。”

　　今年上半年，蔡天福与镇里的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现在我惬意多了，一年的土地流转金有8300元，这是净收益。”蔡天福说，歇脚上岸后，他家可望有“四金”收入。除了土地流转金，还有薪金、租金和养老保障金。

　　“我老婆在企业上班，每月工资750元，自己则想在企事业单位的传达室找个看门的活，每月少说也有几百元进账。按照余新‘拆一还一’的房产置换政策，老房子拆后，我可以在镇上选择两套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出租，余新有4万多外来人口，每月租个五六百元没问题……”算着算着，蔡天福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以前我们靠天吃饭，现在这些收入都是十拿九稳的。”蔡天福的女儿认为，父亲这本账算得还不够全面，对蔡家来说，“两分两换”后最大的收益是原本沉淀在深乡下的房产变成可流动的资产了，“乡下的房子虽然大，但利用价值不高，卖也没法卖。置换成城镇的房子后，按余新市面上的房价，我家一下子增值了五六十万元。而让我们担心的父母养老问题也不用愁了，因为满61周岁后，像我父母这样土地全部流转的农民，每人每月可享受200元生活补助，而且有递增机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值或不值，农民心中都有一本明白账。据记者了解，无论是余新，还是七星、大桥，在推行“两分两换”政策前，都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这项政策的拥护度在90%以上。

　　三个镇演绎三种置换模式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余新、大桥和七星都是从一个村开始“两分两换”的试点，但置换模式不尽相同。

　　大桥镇在十八里村规划了城乡发展实验示范区，首期为476户，全部是联排别墅，户均占地0.48亩。“我们的政策亮点是，除了十八里村村民外，拥有大桥镇户籍、符合土地全部流转和宅基地复耕条件的其他村农户也可申请在此建房。”大桥镇党委书记张善根说。

　　十八里村村委会主任杨丽忠说，前不久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80%的农民希望建联排别墅，只有20%的农民愿意拿公寓房。大桥农民认为买公寓房只要有钱，机会很多。目前村里已有147户农户签订了拆迁协议，外村也有许多农户报名。十八里村农民沈培明2006年刚造了新房，但他还是毅然与村里签订宅基地置换协议。他把自己的做法形容为及早“卡位”：“我现在的房子看起来新，但周边环境脏乱差，路很窄，汽车也开不进。新小区规划比照城里模式，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当然要及早下手!”

　　此前，余新镇已就农民对房产置换模式的选择作过民意调查。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愿意拿公寓房。在金星村，属意公寓房的农民有六成多。条件越好的越希望自建联排别墅。为尊重农民的意愿，余新镇推出了两种可供农民自由选择的路径。

　　七星镇的“两分两换”有自己的特色。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是，该镇一律采用公寓房安置，在置换中也不是“拆一补一”，把家庭人口作为测算城镇住房安置面积的重要标准。不管原来房大房小，两口之家都可在镇里置换一套140平方米的住房。独生子女按两个人头测算。

　　“我们在看待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的收益时，总会情不自禁地算上他们的租金收入，其实空房出租也是因地而异的。以七星为例，前两年湘家荡开发时的农民安置——江南新家园就有1000多套空关房。在出租房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我们试着推出了产业房安置方法。也就是农民可把置换的住房面积分成两块，一块是解决自己居住的公寓房，一块是租金来源相对稳定的产业房。产业房每月租金6元一个平方，镇里承诺每年每平方米厂房售价增值50元，5年后可回售给政府。”七星镇党委书记柴荣明说，这样做不但让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而且保证他们的财产保值增值。

　　上述三种模式，都渗透着一种理念，那就是政府试图让农民的宅基地通过置换，以永久性物权的形式给予认可和确定，从而让土地和房产成为嘉兴农民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束缚流动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