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衢州是是孔氏(府)南宗之所在，龙游(衢府属县)为始蔑文化的发祥地，素重儒学。

　　南宋以来儒学贴近实际，浙东学派讲求事功，经世致用，推进了浙江经济社会前进。龙游商帮崛起于明中叶，在儒学滋润下，崇仁重义，义利并举，亦贾亦儒，趋向儒化。将儒学融入商业经营管理，整合了儒学与经商的互动关系，以先进思想指导与推动经济发展。将思想文化与经济活动取得了有机结合，这一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关键词:孔氏南宗浙东学派儒学与龙游商帮的互动

　　明清时期的中国(晚明)已卷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儒学亦发生了适应时代的不变，如儒家已改变了对工商的传统看法。士农工商的界线渐趋淡薄，士商渗透的现象已十分明显二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冯应京曰:“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也。”他对贱商观念进行有力批判，强调商业的社会作用“(商贾)阜财通商，所以杭国怕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张又渠认为四民不应分高低，凡“男子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就是身居高官，明万历任首辅的张居正明白地表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墙，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墙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一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是从农商关系及社会职能上强调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必须重商。直至明末黄宗羲更直接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他说:“世孺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厚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在这样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擅演中，重商思潮和弃农弃儒从商的社会风气日趋烈变，商品经济、市场相形发展，商业在担当商品流通和推进市场的发展也起了更大作用。重商促使从商者众。利益的驱动，人们选择从商是顺乎时势的明智选择。司马迁早就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至明顾炎武说:“农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面对现实，时人已意识到经商致富要比农工来得容易。何良俊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商人商帮应运而起，奔走于国内各地，乃至海外市场，明清时期就有徽、晋、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而儒学世俗化在完善商业经营理念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如经商中必须格守诚信，正确对待义利，无疑是有利于商业管理和经营理念的合理化。由此，我们就可我到商人商帮商业资本发展与儒学文化的接合点，这就是本文主旨所在:儒学在明清商帮文化发展中的意义。扩而言之，要论证儒学在明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卓越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以前学者尚未作过深入研究，本文作一尝试，尚祈方家指正。

　　一、孔氏南宗，姑蔑古国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南渡，孔子48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下，建炎四年赐家衢州。

　　绍兴六年(1136)“权以州学为家庙”，绍兴八年赐田5顷，宝祐三年(1255)拨款36万婚建孔庙于衢州城北菱湖芙蓉塘堤畔，其规制一如曲阜孔庙，此为南孔府正式建立。

　　据洗马罗王景撰《重修家庙记》:“衢州之有孔氏盖南宋高宗南渡，衍圣公孔端友危从而南侨衢郡，端友率子王介嗣爵，绍兴年间诏立庙赐田于街庙之所由始:……庙始建于城北菱塘，规模弘阔比拟曲阜。”于是衢州遂有“东南阙里”之称。

　　孔氏(府)南宗之建立，对东南儒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意义。“宋南渡后，士气益竟，至今敦行古道，雅尚礼文。”“讲究理学”。“其秀民知读书，识道理”衢州遂成为儒学的重镇之地。

　　衢州地处浙江中部，为浙皖闽赣四省交错之地，形胜为“川陆之会，南走闽，西适楚。”“衢为浙上游，居广川大谷之间。”“南际瓯越，北抵歙睦，诸县之水会于城下，达于浙江以入于海，而峻山叠鄂呈奇献秀，拱抱回会，形势之胜甲于旁郡。”为东南孔道，形势险要，交通便利。“姑蔑之墟，太末之壤，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臻，得山水之胜，东南孔道，闽越之交，其山邃以丽，其水清以驶，据浙江上游，川陆所会。”“诸邑之水会于城下而东，利于舟揖，故江湖闽广士夫与商贾往来咸道此以趋两京焉”不论在军事上或在交通上都处于非常重要地位。明人就说衢州之险要:“无事听商贾之通行，有事据要害以防守。”

　　衢州府领县有五:江山、常山、开化、龙游、西安。龙游为衢府重要县份，位于府东北，春秋为姑蔑国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置太末县，属会稽郡，为今浙江最古老13个县之一。东汉初平三年(192)析太末置新安县，赤乌二年(239)析太末置平昌县，后改为龙邱县，因邑人龙郑畏隐居龙邱山而得名，属东阳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为太末，属婆州。贞观八年(634)更名龙邱，周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分龙邱置盈川县，吴越宝正六年(931年)钱谬“以邱为墓，不祥，改曰龙游”。此为龙游正式命名之始。其间宣和四年(1122)诏讳龙，又改为盈川县，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游，属衢州府，元明清以来就一直以龙游为名，迄今历时2140年。龙游得姑蔑文化之传承，素重儒兴教。

　　衢州为孔氏(府)南宗之乡，龙游为姑蔑古国，侵淫于浓郁儒学氛围之中，素有重儒的文化传统，仅从兴儒重教而言，儒学书院遍布府县各地，其著者有衢州府儒学，柯山书院、巨麓讲舍、孔氏家庙;西安县儒学有以正书院、定志书院、克斋讲舍、青霞书院;龙游有九峰书院、鸡鸣书院、枫林书院;江山县有景行堂、逸平书院、江郎书院、克斋书院、巷山书院、清漾书院、宗义书院、仰山书院、景滚书院、三益书院、东溪书院;常山县有石门书院;开化县有包山书院。龙游县更是儒学书院林立，追至明清间一县书院多达30余所。最早的创于南齐的蒙山精舍，唐有九峰书院。

　　宋代全县有进士109名，宰相余端礼父子三人皆中进士。名士辈出，深受儒学的熏陶，播扬儒学精义，如龙邱苌(前76一前24),西汉末人，王莽当政不愿当官，隐居龙郑山，气节崇高。“龙邱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徐伯珍(414-497)，贫苦勤学，精通《尚书》等，“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授业门生多达千余人。徐安贞(671-743),唐神龙三年(706)进士，任工部侍郊兼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唐玄宗赞其“清才特达，推量深沉。”为人正直，不愿附庸李林甫，隐居龙邱山，著有《徐侍郎集》二卷。刘章(1103-1182)，绍兴十五年(1145)状元，任秘书郎兼普安、恩平王府教授，因反秦侩而遭外调，孝宗登位，起用礼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告老。余端礼(1135-1201)，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光宗时任吏部尚书，宁宗时任参知政事，誉为“南渡名宰”。夏撰，淳熙五年(1178)进士，与周升创建鸡鸣书院，著《尚书详解》二十六卷。马天骥，绍定三年进士，宝不右四年(1256)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国子监祭酒。元时“儒风甲于一郡。”(元·徐伯彪《文庙记》)。入明清儒林更多，儒学深入民间〕而街府儒风颇盛，江山“讲究理学”，而“商贾辐辏”。西安“宋南渡后，士气益竞”。开化“人皆乐善好儒”，“士嗜读书，重名检，登科历显”。

　　衢州一府五县多受儒学熏陶，素重文教，儒学深入人心，儒宗遍地，硕学之士垂名于世，为浙省儒学之重镇，长期接受儒学的教育，郡人皆悟守儒学之宗旨，淳淳有儒者之风，民风淳朴尚德，有东南邹鲁之遗风。至明清时就造就了一支商业劲旅—龙游商帮，它是以龙游商人为主体的衢商集团，活跃于国内外商坛上，并率先挺进中国西部，成为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先驱者。在儒学长期传习下，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儒商，将儒学渗透到日常经商活动，儒稚、谦恭、富有文化教养，好善乐施，义利相兼，合理赢利，将儒学与经商活动取得完善结合，深得时人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