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是舟山6000年海洋文明史最辉煌的一部分。舟山这30年的辉煌历史，有英雄的创造，更有民众的创造，而民众的创造，才是历史的筋脉和血肉。

　　 回望舟山3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留在记忆里的，不仅有一排排数字，一件件大事记，更有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和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

　　 回望舟山30年的改革开放，百万舟山人“摸着石子过河”，其场景何等壮观。惊回首，有奋斗者的心血，探索者的足迹，失败者的泪花，更有成功的经验，历史的启迪——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提高开放水平，走科学发展之路，勇于创业创新、开拓进取，我们才能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把舟山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性海上开放门户、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海洋产业基地、全国独特的群岛型港口宜居城市。

　　 本组系列报道立足现实、回顾以往、关注未来，分“见证”“记忆”“启迪”“礼赞”四大版块，将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8年，嵊泗县大洋岛钥匙村渔民王松良从村会计手里接过一张蓝色的票据。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票据对折后，放进了上衣口袋……

　　 被王松良视作宝贝的这张票据就是我市发行的第一张钥匙村渔业股票，在那个集体经济的年代，这张轻飘飘的票据却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这个小渔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渔业经营体制改革——

　　 “人人有饭吃，人人吃不饱”的年代

　　 今年61岁的王松良是嵊泗县大洋岛原钥匙村（2005年撤村建居后改称圣港社区）的一名老渔民，10多岁时就跟着父亲出海捕鱼，27岁时当上了对网船老大。那时，他旗下渔船的产量一直遥遥领先，为此还被渔业大队授予了“青年突击队”的称号，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份无上的荣耀。

　　 王松良说，30年前，渔船归集体所有，渔民捕来的所有鱼货都要上缴大队，由队里统一出售给上海某水产公司，所得钱款再由大队会计进行结算后，按每人的工分发放工资，其中渔老大计150分，年轻伙计只有60分，每个工分约折算为5分钱。据王松良回忆，自己当初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0元的预支。“那时候，大家吃的是‘大锅饭’，不管做多做少统统按照工分拿钞票。”

　　 然而，这种“人人有饭吃，人人吃不饱”的渔业经营分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不仅挫伤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每月微薄的工资也难以养家糊口。“那时候，每户都有四五个小孩，算上老人，大概有七八口人。每个月就几块钱生活费，哪里够用？”王松良回忆道，为了多赚点钱，一些渔民动起了“瞒产私分”的脑筋：出海归来，躲在大礁石后头，偷偷把一些 鱼免鱼、大乌贼装进自己的包袱。

　　 “藏起来做什么？当然是卖钱啦！尤其是大乌贼鲞，销路特别好，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温州人上门收购。”王松良说，“瞒产私分”的事很快就被大队知道了，队里曾多次派人去“割资本主义尾巴”，但还是有不少人“顶风作案”，毕竟大家都穷怕了。

　　 磕磕绊绊中试行渔业股份合作制

　　 1985年，一股实行渔业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潮在钥匙村掀起。

　　 “渔业股份合作制刚提出来的时候，也曾遭到过部分渔民的反对。”王松良回忆道，反对的既有渔民老大也有普通渔民，他们有的担心自己捕的鱼少拿到钱也会变少，可能比集体经济时期更加难以维持生计；也有的觉得资产私有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村领导只好一次又一次上门做思想工作，磕磕绊绊中改革开始了。”

　　 “这张渔业股票就是当时发行的吗？”记者问。

　　 “不是，刚开始实行渔业股份合作制的时候，（生产工具与资产）还没有完全承包给个人，集体也持有一定的股份。而且，我们那时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股本金）啊。”王松良告诉记者，钥匙村的渔业股份合作制没有一步到位，也是受当时的实际情况所限。

　　 原来，当时，钥匙村根据渔民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采取以集体公股和渔民个人私股相结合的股份合作方式。公股，即为集体铺底（或下放）生产工具与资产折价计股，占渔业生产单位股金总额的20%，股权与应得红利，属村渔业社集体所有；私股，则是参照渔民工分计股，股金由村渔业社先行垫付，渔民与村渔业社签订借款合同，规定分3年还清，股权与应得红利，属于入股渔民所有。生产单位收入，由村渔业社统一结算年终统一分红。

　　 “渔业第一股”开启致富大门

　　 钥匙村的渔业股份合作制经过一步步的完善，最终实现平稳过渡。1988年春，钥匙村在村内发行渔业股票，以股票持有量来确认渔民股权份额，使渔业股份合作制走向规范化。这在舟山渔业区，乃至浙江省都是首例。

　　 “当时拿到这张蓝花花、比银行票（存折）小一些的渔业股票时，我心火热！这股票和银行票一样，统是可以当钞票用的。回到家里，马上像藏宝贝一样藏好。”王松良说，由于自己当时是对网船老大，参照工分计股为180分，合计有1200余元，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天文数字。“这以后，阿拉每回拉起网来劲道更加足了——鱼抲得多，钞票也赚得多嘛！”

　　 钥匙村（现圣港社区）实行渔业股份合作制至今，已经有23个年头。这期间，渔业生产经过优胜劣汰，对网船已经由原来的15对缩减至10对，渔船也从木船换成了“铁壳子”。现在，王松良的船老大一职已由儿子接替，自己则过起了靠股份红利“吃饭”的安稳日子。“我现在每年的红利就有3万至5万元，日子过得蛮好。”王松良说，现在和他一样退休的老股东为数不少，有些股份多的船老大，不用出海每年都能“坐”收10多万元。

　　 【记者感言】

　　 作为“80后”，我对集体经济时代的渔农村知之甚少，当“瞒产私分”“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词汇从王松良口中“蹦”出来时，我知道他们那代人真的是“穷怕了”，也更能体会他们强烈的“想富”念头。

　　 那张类似银行存折、拿在手里轻飘飘的“钥匙村渔业股票”，在王松良那个年代的老渔民心中无疑是“沉甸甸”的——他们终于找到了开启钥匙村致富门路的金钥匙！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渔业股份合作制已经呈现出“老态”。目前，洋山镇与我市其他渔区一样，正在探索新一轮渔业经营体制改革，这将给渔村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