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29日讯 “什么时候才能种自家的田?”这是30年前中国农民最大的期盼。虽然1978年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家庭的分田之举露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曙光,但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分田到户依然是个禁区。
1979年11月,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村(现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村)一名叫章光华的农民向这一禁区宣战了,他带领所在生产队的40多个家庭偷偷分了田。很快,章光华受到了重重压力。可生性倔强的章光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鸣不平。
198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么想吗?》的文章,肯定了章光华分田到户的行为。这篇文章犹如一石激浪,诸暨全县89个公社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
章光华口述:
分田那晚,像做贼一样
我当时是长连村长连第一生产队队长。那些年,每到口粮青黄不接的日子,我老婆就带着孩子到地里挖野菜。我们那时全队40多户农民有近200亩土地,可每年的口粮都不够吃。
1979年11月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安徽省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报道,心情特别激动,可那时县里的政策还不允许,考虑了几天,我与几个骨干队员商量,偷偷把集体种下的小麦分到各户。那天晚上,我们跟做贼一样,全队每户家庭派出一个代表,40多人挤在我家一楼二十多平方米的堂间里,门窗紧闭,老伴在门口望风。
我撕了40多张纸条,分别标上号码,揉成纸团,大伙一个个过来抽签。纸条上的号码代表所分地的位置,这样不管抽得好不好,谁都没话说。第二天白天,我又带着几个骨干拿着竹竿丈量土地。
就这样,地分掉了。大家约法三章,谁都不许声张。
“顶撞”干部:“谁犯错误还不一定呢”
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公社干部轮番找我谈话,让我把土地收回。我跟他们理论,说干部们不懂中央政策,公社干部讲不过我,就把我扣在办公室不放我回家。我只好改变策略,假装答应。
可上面对我并不放心,派联村干部监督我。
有一天,我正挑着肥往地里赶,他在半道拦住我。
“你赶紧停下,集体肥料不能浇到你家地里。”
“肥料不浇到地里,难道浇到街上?”
“光华,你这样要犯错误的!”
“谁犯错误还不一定呢!”
虽然我态度强硬,但回到家里,还是寝食不安的,我对老伴说:“这次弄不好要坐牢了。”可老伴反倒安慰我说:“怕什么,大不了我和你一起坐牢!”
绝地反击:给《人民日报》写封信
1980年底,我与上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一天,公社又找我谈话,令我限期收回土地,措辞很强硬。
我想,中央的精神为什么到不了下面呢?干脆,我给《人民日报》写封信,问问他们一个普通农民该不该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不执行政策的现象做斗争?刚生了女儿的老婆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大胆写!”
1981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到公社走一趟。本以为领导又要找我谈话,很不情愿地过去了。没想到,是《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要采访我。我一下子感到:有门!
5月15日,我们正在家里吃饭,一直监督我的公社干部忽然来到我家,郑重其事地把一张《人民日报》放在桌子上,指着二版头条记者安岗、段存章的《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么想吗?》的文章对我说:“光华,《人民日报》表扬你了,看来是我们错了,思想不够解放,你以后就大胆干吧!”
天一下子亮了!
这篇报道对诸暨的影响很大,县领导很快在全县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到1982年,全县89个公社全部实现分田到户。
豆腐作坊,“磨出”孔雀电视机
这以后,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上门讨教、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1995年,我家就把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我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知名度,开起了“章记”豆腐作坊,我跑供销,老伴管内勤,一斤豆腐几毛钱,一斤豆腐干一元多,生意很好,殷实的家底从此积累起来。那年春节,我跑到杭州,买了一台孔雀牌彩电,夫妻俩在两女两儿的簇拥下看电视,其乐融融。
2006年9月,我们老夫妻离开老家,到城里子女家生活。如今和大女儿住在一起,其他三个儿女都已成家,孙子孙女也有了,过起了孙辈绕膝的幸福晚年。
采访结束,66岁的章光华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参观了他在长连村的故居。当年他和老伴招待40多个家庭代表的老堂间早已蛛网遍布,尘埃满屋,可老章却盘恒良久,不肯离去。他说:“很多人觉得我胆子大,说我一个普通百姓敢和领导对话。其实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胆子大。我了解政策,坚信自己没错,所以不管压力多大,都能挺住。
许多人都劝他们把这房子卖掉,夫妻俩笑笑说:“那不行,我们还想把它修缮一下,供后代世代‘瞻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