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动车登记规定》(简称“新规”)将于10月1日正式施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李江平日前介绍，“新规定”施行后，机动车所有人可通过计算机公开自动选择，也可按照机动车号牌编码规则自行编排确定车牌号。

　　此消息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2002年，当个性化车牌在北京、天津、杭州和深圳4个城市进行试点时，各种个性张扬、标新立异的车牌应运而生，诸如“USA-911”、“SEX-001”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以致于实施没多久，公安部便以技术原因为由叫停。现在“个性化车牌”重出江湖，于民众而言当然是好事，但如何避免重蹈6年前的覆辙，显然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有人认为，“个性化车牌”的推出，是对中国人长期以来“格式化”生活的突破，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公共权力对公民生活价值的尊重，和对公民个人选择的认同。笔者认同这些说法，但同时我也认为，仅就车牌号码编排方式调整本身而言，并不见得就蕴涵着多少微言大义，毕竟社会上有车人的毕竟是少数。值得一议的倒是，公民如何在权力退出的领域，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如果说，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在权力的支配下，以丧失个性为代价，过着一种“格式化”的生活。那么当有一天，权力突然之间离场，公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了(譬如自行编排车牌号码)，我们是否还能够“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语)呢？从6年前推出“个性化车牌”的情况看，情况似乎并不乐观，类似“USA-911”和“SEX-001”号牌的出现，虽然足够“个性”，却分明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权力部门收回成命也就不难理解。

　　现代社会的自由空间日趋扩大，国人的个性也越来越多地彰显，但其中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是，很多人只讲自由和个性，而忽视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成。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将有越来越的公共事务脱离权力、回归权利，那么相应地，公民也应该具备较高的自律和自治能力，能够不依赖权力就把事情办好，而不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到时候只得重新要求权力出场，也给权力迟迟不愿离场提供了借口。所谓“父爱主义”，大抵也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许多城市都有交通协管员，这其实是一笔巨大的管理成本。这些交通协管员的设立，到底有无必要呢？我知道在欧洲，一些国家正在试行取消红绿灯，而我们却还在不断增加协管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只能被人“管”。其实，如果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这些协管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开支也省下来了，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兄妹。个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追求绝对的个性和自由，最终只能带来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化车牌”对我们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