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认真思考、解剖这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时，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教训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启迪着未来的中国改革实践。
启迪之一：分散决策，允许多种探索和不同发展模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这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简直太熟悉了。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号令全国的发展计划，其他人只要严格执行就行了。这样的体制，是绝不允许出现“另类发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边的“计划”之中。
改变和突破，又是出现在“大包干”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水火不容的时候，中央没有像过去一样，依靠强大的组织、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许试验、探索的办法，从默许，到赞赏，再到推广。有人幽默地总结，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开明态度，才有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根据这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表述了当时带有某种情绪化乃至火药味的激烈争议。
在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就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再没有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那样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模式顺风顺水，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旗帜，引起全国一轮又一轮“取经热”。而当人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温州模式又取代了苏南模式被人们奉为圭臬。
针锋相对的观点、水火不容的争论，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固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争论归争论，两种模式却始终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们“大一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倒是他们自己博采对方之长，弥补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苏州学习温州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经验，使全市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温州大力学习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
前不久，来自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联系到苏南采访，他们报道的主题是“新苏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想法刚一提出，就被苏南一位领导泼了一盆冷水：苏南现在已经进入“无模式时代”，因为模式意味着僵化、不变，而现在苏南是与时俱进，再不想重蹈用一个模子套住自己手脚的覆辙。
从改革开放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一统天下，到今天苏南的无模式时代，昭示出了人们在发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江苏省近年来崛起了“四小龙”，即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其主要标志是2002年这四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同时越过了40亿元大关。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四小龙”虽同处苏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苏南模式”的束缚，却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江阴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处于全国同行业老大地位的“龙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他们“公开叫板、明枪交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追赶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多年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的宗旨，不事张扬、不做表面文章，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为殷实的群体。
江苏“四小龙”的实践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只能借鉴，不能“克隆”，照抄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30年农村改革中为后人留下的“经验财富”之一。
启迪之二：民生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强动力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穷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指导，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曾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两大特征而难以撼动，这就注定了改革开放的艰难。
回首30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中国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突破两个“一统天下”的过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二是经济运行上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小岗村？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历史命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最容易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而小岗村恰恰是“薄弱环节中的最薄弱环节”：前一个薄弱环节是指农村，后一个薄弱环节是指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地方。
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做法，显然有违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一个地方为了“不饿死人”而做某种尝试时，它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呼应的，因为吃饭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条条框框都难以束缚这种探索。可以说，类似吃饭这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
严格地讲，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观照民生问题的一个角度。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纳不了剩余劳动力，农民被城乡二元隔离墙“关在墙内”搞起了乡镇企业；“冲破墙体”进城打工。这两个现象的根源仍是民生问题。在“民工潮”中，因为农民工进城受到了种种“身份岐视”、职业排挤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权”问题。
其实，民生所在，正是党心所系，政之所行，因为民生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古今中外，无数朝代更迭、无数政党兴衰，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重视民生，则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无视民生，则国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饱含深情地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家宝总理曾引用郑板桥这两句诗，来表达自己“行事思万民忧乐”的心声。
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转化为执政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种种框框，改善民生的各类具体行动。民生问题最薄弱处，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进方向。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布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