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改革开放视作贯穿千年之交的一场“大考”，陆域面积只10.18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就颇似一个勤奋的小个子旁听生出人意料地拔了头筹。

　　继《温州悬念》《非常营销》《温州炒房团》之后，胡宏伟捧出了第四本著作——《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这是一部“正史之作”，以变革主题为中轴，打通政经，对“浙30年”做了清晰而有深度的解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宏大叙事下，对被认为是改革“代价”的“小人物”的关注。

　　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比如，与安徽小岗村相比，同样倡导“包产到户”而被毛泽东“御封”的“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恐怕知者甚少。浙江新昌县镜岭区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瑞安县湖岭区农技站畜牧兽医员冯至来、嵊县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都给毛泽东寄过信，论证“包产到户”的价值和意义，并招致严酷打击。胡宏伟在书中根据亲身采访和资料钩沉，对他们的上书、罹祸以至终老作了详细描述。

　　另一方面，就浙江而言，包产到户与由此发端的改革路径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1978年，浙江全省农村人均耕地仅0.68亩(温州部分地区为0.3亩)，户均不过3亩，即使包产到户后农民干劲冲天，以当年的产量与粮价也只能填饱肚子，藉此致富仍是梦想。而在户均耕地约50亩的省份(如黑龙江)，机械化作业与规模效应决定了现代农业能给农户带来富裕之光；中部地区的户均耕地在15亩左右，不多不少，人们也相信伺候好土地就有好日子。

　　于是，人均仅几分地的特殊省情，终于逼得浙江千百万农民在包产到户获得经济行为自由权后迅速转身，或通过家庭工场、社队工业掘取第一桶金，或坐贾行商，游走四方，“买全国、卖全国”——多年以后被视为浙江“两大法宝”的专业市场、产业集群正肇始于此。

　　从百万富翁到保姆的“蚂蚁雄兵”

　　对于“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这样的浙江“小人物”，我们无权漠视。胡宏伟在后记中饱含感情地写道：“由于职业缘故，我走遍了浙江每个县市。那不是类似踏春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在18年的新华社记者生涯中，胡宏伟还曾对东北、西北、西南、沿长江做过详细的调查，书中另一个“小人物”王荣森，正是他在陕西采访时偶遇的。

　　王荣森是温州文成县人，起先卖过皮鞋、做过服装批发。1997年初，她和丈夫投入多年积累的250万元，又动员亲朋好友入股，到陕西甘泉县采石油。但等待她的是接二连三的厄运：丈夫因劳累过度去世，儿子在家乡溺水身亡，几口探井也成了枯井，使她背上巨额债务。万般无奈，王荣森变卖了房产，自己到当地人家做保姆，月收入300元。当很多人认为她早已身亡时，2008年6月，王荣森出现在温州电视台的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访谈节目中：她已回到温州，做着小生意，有生之年的执着念想就是必须把债还清。

　　浙江人的创富没有捷径

　　在沿海各具特色的多个经济板块中，能以省份为半径被冠于“某某人经济”的惟有浙江：“温州人经济”上世纪80年代为人知晓；“浙商”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末浮出水面；21世纪初，“浙江人经济”又以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的姿态备受瞩目。但是，又有多少人绕到华丽大幕的背面，探究铺就成功的艰难、辛酸、甚至血泪？通过对王荣森们，以及与她的际遇形成两端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他在2003年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成为浙江民企业主当选省部级高官第一人——的书写，胡宏伟更接近了浙江的本质。可以说，作为群体，浙江乡村工业化的来临及最终成功是必然的，但其中的个体能否抵达彼岸则充满偶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即使是如今已被天下共知、处于中国企业家群体顶端的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等所谓的“大人物”，当初又有哪一个不起于草莽？冯根生是胡庆余堂的“关门学徒”；鲁冠球用修自行车攒的一点钱办了家五金铺子；宗庆后倒是杭州城里人，但四十几岁时还踩着三轮车沿街叫卖棒冰……总体上，除了放手一搏和几多艰辛，浙江人的创富历程没有捷径。而在无数如王荣森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蚂蚁雄兵”中，出现徐冠巨这样的杰出者便顺理成章。

　　如果将改革开放视作贯穿千年之交的一场“大考”，陆域面积只10.18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就颇似一个勤奋的小个子旁听生出人意料地拔了头筹。胡宏伟在自序中说：“改革的本质不是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因此，《中国模范生》突出了30年来浙江人生命力、创造力的迸发和生存空间、发展机遇的舒张。而对一众“小人物”的温情观照，以及弥漫全书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也使《中国模范生》与一般“正史”的生冷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