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说法］

　　大学教授：

　　挂靠是一种无奈

　　王永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聋儿康复训练研究，现任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院长、浙江中医药大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浙江省重点扶植学科的青年学科带头人。

　　“陈老师该不该做‘黑户’，应该看她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社会有益，是不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他说，而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相比于公办的语训教师，陈老师他们走得太艰难、太无奈了。”他说，民办聋儿语训点，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是很难发展的。

　　“为什么不能尝试‘民办公助’呢？”他说，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助，从扶持公益角度，工商部门也应该考虑降低注册资金的门槛。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民办语训学校找一个“娘家”、一家主管单位。但由于每个城区的福利待遇首先面向的是本区的孩子，外来的聋儿无法享受这一政策，民办语训点生源过于“宽”，导致了“娘家”难找，王永华说。

　　曾有三家聋儿语训点，挂靠在公办的杭州市聋儿康复中心的名下，说到挂靠的原因，市聋儿康复中心的董红谊说出了“无奈”两个字。她表示，因为种种原因，语训点大多很难拿到独立的营业执照，挂靠，是这些民办语训点一种无奈的立足方式。

　　目前仅一家几年前被杭州市残联转正，成为“有娘家”的、规模较大的民办语训点，另外两家前景堪忧。

　　董老师说，目前杭州公办语训学校很少，招生名额只有数十人，而且是日托班，家长每天接送，带来不少困难。

　　没执照，就是“黑户”，说得再严重些，还可能因为非法被取缔，所以民办语训机构，一直在萎缩……　　

　　残联：

　　能否尝试“民办公助”

　　当时，陈老师和她的语训部实在无处可去，下城区残联了解了她的困境之后，将办公楼四楼租给她做临时教学地点，象征性收取房租3000元一个月。

　　“聋儿康复语训点本身就很少，其中公办的也少。”杭州下城区残联理事长张圣地说，陈老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辅导效果也不错，家长也满意，可惜一直没有执照。

　　今年年底，下城区残联可能会迁至石桥的杨家村，“我们租用了那里很宽敞的一幢办公楼，我们也希望陈老师能把语训点建到那边去，那边孩子有活动场所，硬件设施应该说是省里一流的。

　　如果陈老师招收了下城区的聋哑孩子，下城区会考虑对这些孩子给予费用补助。

　　“怎么样做‘民办公助’这件事，我们也在思考。”张圣地表示。

　　●记者手记

　　“身份证”在何方

　　这次拜访，纯属意外。

　　从上周开始，杭州的最高温度都突破了30多摄氏度，浙江工商大学公管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叶涛联系记者说，这个语训点很困难，在一个温度35摄氏度的中午，20多个小朋友睡在朝西的房间里，阳光透着窗帘射进来，没有电扇。

　　叶涛说，说不定报纸登了，会有人捐电扇。

　　周二，记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过去。虽然是家苦于拿不到“身份证”、两度搬迁的聋儿语训班，但这里的孩子，很可爱。

　　每个孩子都抱着陈小玲叫“妈妈”，见到陌生人，孩子会打招呼，口齿不清地说阿姨好，还会抱着你不放，这在聋儿当中，并不多见，聋儿大多有些自闭。

　　除了给聋儿做培训，陈小玲似乎对一切都是那么容易满足，她告诉记者，她“有车有房，生活美满”，当然，房子，是公公婆婆的回迁房；车子，是老公的出租车。

　　但是她也怕有一天，这个班转不下去了，“我只是不希望看到那样的一天，我不希望这些孩子就这样被遣散。”

　　那么，能给她一个合法身份的出路在何方？报道过后，我们会期待到社会力量的资助吗？有关部门会在法律范围内给陈小玲们特事特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