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乡没通电，就更不用说我们那个村了。村里人家照明用的是自制的煤油灯和火篾。做个煤油灯很简单，先是找个小墨水瓶，在瓶盖中央打个小孔，然后剪下一小段牙膏壳卷成一个小圆筒，在小圆筒中穿塞一些棉线，把塞有棉线的小圆筒插入瓶盖打的小孔里，盖在墨水瓶上，这样一盏煤油灯就做成了。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购货票。做个煤油灯虽然容易，但要买到煤油却很难，全村人家有两个煤油灯的人家也不多。晚上的时候，人到哪灯就挪到那，要是在挪灯的过程中灯被风吹灭了，人就要摸黑。我家也只有一盏煤油灯，母亲为了让我学习，煤油灯总是放在堂厅桌上给我，而她在橱房洗涮，一般都是把火篾夹在铁丫上用作照明。为了节省些煤油让我好好学习，母亲平时总是把灯芯压得很平，只差没把灯芯压陷下去，即使有客人来玩也一样，那点光只有黄豆那么大，只能分清个你我，其它就很难分辨了。在我做作业时，母亲才拿着那只小锥把灯芯往上挑增加些亮度。煤油灯点燃中，有股黑烟，每晚做完作业，我的鼻孔就象两个小煤窑，若弄个小纸团伸进去一转，拉出来就是一炭捧。

　　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在某电站工作的父亲为了让我晚上好做作业，回家时就给家里买了一盏玻璃罩煤油灯，这盏玻璃罩煤油灯成全村唯一的灯类奢侈品。玻璃罩煤油灯比自制的灯盏漂亮多了，使用也方便，它的灯芯是扁棉带做的，灯芯伸缩有齿轮带动。有了玻璃罩煤油灯后，母亲控制灯盏的亮度就不用拿东西压或挑灯芯了。再说，玻璃罩煤油灯上有灯罩，大部份煤油烟都熏到灯罩上，从此，长在我双眼下面的两个小煤窑再也产不出煤烟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在橱房洗涮完毕后，我就去橱房取灯学习，我小心翼翼地举着玻璃罩煤油灯从橱房走向厅堂，不料脚下一绊，摔了嘴啃泥，玻璃罩煤油灯也被我摔得老远，幸好那时的东西质量好，灯并没有摔坏，但灯罩却全碎了。母亲见此情景，并没有问我是否摔伤，反倒是心痛那盏灯，狠狠臭骂了我一顿。

　　第二天，母亲不知从那里借来两毛钱，叫我随村里的大人到镇上供销社买灯罩。记得灯罩是一毛八分一只，母亲说多余的两分钱给我买糖果。我记得那时的两毛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一个劳动力干一天的分红只有三毛八。

　　到镇上来回有40多里山路。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来到镇上已快中午，我到供销社一问，营业员告诉我这些天灯罩已售完，这时我肚子饿得“咕咕”叫，看到小吃店蒸笼上蒸着白乎乎的肉包子，口水直往咽喉里吞。我问开店的老板多少钱一只，老板告诉我说，若有粮票就三分一只，没有粮票就五分一只。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毛钱捏在手心里，看了又看，最后下了狠心用一毛钱买了两只肉包子，因饿坏了，两只包子吃完了还不知道啥味道，还不过稳，又将捏在手里的那一毛钱递给了店老板……

　　回家的路上肚子是饱了，但心里却发毛，不知道对母亲如何交差。一路上走着想着，想想如何想出个法子骗一下母亲才能过关。刚到家里，我就装着一付哭丧着脸，母亲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小心把灯罩弄破了，母亲听后倒没有打我，则是对我骂了些“没用”之类的话。晚上，母亲从和我同去镇上的大人那里了解到供销社这些天没有灯罩买的事，回来对我就是劈头盖脸地猛打，说我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拿着针非要把我的嘴缝上，吓得我直捂嘴巴。在我承认错误后，母亲才肯放手。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晚上又只能用上了墨水瓶做的灯盏。直到父亲假期回来才带回灯罩。这盏玻璃罩煤油灯一直陪我度过小学。

　　后来我到镇上读中学，晚自修有了明晃晃的电灯。这时乡里也开始建造水电站了。两年后，我们的村也架起了电线，用上了乡里电站的电。但那时全县没有大电网作依靠，供电区域各自为政，线路网络松散，供电可靠率低下。乡办电站是独立运行，所以也是三天两头没电。村民都戏谑这样的电站叫“三电”，即：下雨天才能发的“雨水电”；蓄一塘水发一次电的“塘水电”；旱季怕没水到晚上八、九点来钟才能发的“半夜电”。

　　80年代中期，山区景宁得天独后的水资源地理优势得到了充分地发掘，景宁县很快确定了“水电兴县”战略：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推行股份制办电，调整上网电价，鼓励社会投资办小水电。在政府引导下，民间办小水电的积极性被激发了。实行新办法后，10年内全县建成股份制电站82座，装机容量达8.86万千瓦。截至2009年5月底，全县已建成电站154座，装机31.589万千瓦，年发电量约9亿千瓦时，总投资达到21.5亿元。在2004年的时候，景宁就被水利部授予全国第一个“中国农村小水电之乡”。特别值得高兴的是2008年11月份，景宁鹤溪220千伏变电站投入运行，景宁打破了过去小水电能源输出的“瓶颈”，电力输送驶上高速路，把景宁清洁的电力能源输入大电网。

　　从火篾·煤油灯·中国农村小水电之乡，这是景宁县人民奋斗历程结出的硕果，他们用智慧的汗水，把景宁从浙江省为数不多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景宁畲族自治县，建设成著名的小水电强县。我也深为自己是畲乡人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