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少年时代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年代中度过的。那时，政治运动频繁，大小会议多，那些村官、乡官的“报告”、“发言”也就自然多了。要知道，我们的父辈们都是从旧中国走来，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也认不了几个。因此，在大小会议上都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口头禅比比皆是。什么“这个”、“那个”、“照派派”、“咹——这个、这个”等等都一一登台亮相。某书记在社员大会上讲话1小时，台下有人计算了一下，“这个，那个”就出现200多处。那些干部们的“报告”，内容零乱，东拉西扯，“鹦鹉学舌”，比骂人好不了多少。要是碰上个小组讨论会，口头禅就更多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小米加步枪，土八路”。有一次，乡里来了位姓朱的书记，下村作动员报告，手拿厚厚一叠讲话稿，群众见了私下里吐舌头，这下起码得讲几个钟头吧。想不到，不到20分钟，书记的“杰作”就完了。我在旁边偷偷瞧了瞧，天哪，一张稿纸只东倒西歪地“爬”着十几个字，怪不得“完成”得这么快。

　　到了“四清”、“文革”时，我们这些“解放牌”相继登上了台，接替了父辈们的“事业”。咱这些“高小”毕业生，在群众眼里成了响当当的“高才生”。上台发言，“这个、那个”的口头禅自然不见了，清一色的“方言书面语”，讲起来头头是道，比起父辈们来，简直是“新式武器”了。当时，我曾清楚地记得老妇女主任夸我们是当干部的料，“官话”连篇，条理清楚，有味。我们也自感不错，洋洋得意。当然，配套设施也变了样：“麦克风”替代了“干嗓子”；“汽油灯”换成了“三百支”。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这个，那个”早已成为历史，“方言书面语”也随之消失，替代它们的是真正的“官韵”——普通话。从省长、市长到新一代的“乡官”、“村官”，上台发言，无一不是“现代化武器”。他们中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更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带头人和佼佼者。在老百姓眼里，他们这一代人才是当之无愧的“官料”。普通话标准，出口成章已成为当今干部的“当家菜”。若有某位干部在公众场合或电视节目中用方言讲话，不管他讲得多生动、形象，将都成为美中不足，一大遗憾。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引进，人们与外界频繁的交往，推广、使用普通话势在必行。“官腔”也不成为干部们的“专利”，它早已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进单位，走进家庭。人人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已成为一种时尚。社会中还有不少人学会了讲“洋话”，与老外打交道，做生意。就连我们这一代当年的“解放牌”，也早已讲起了“标准化式”的普通话，心里也甭提多自豪。

　　回顾咱们走过的“语言历程”，也不无感慨。由此可见，我们的的社会在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人民的语言素质逐步向国际化靠拢。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中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