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苏北平原，最肥的耕地莫过于半淤半沙的两合土了，我们村子最东边那块地就是这么块肥田。建国60年来，这块肥田如同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无言地诉说着一个个关于土地的故事。

　　听爷爷说，解放前，这块肥田是本地大地主家的土地，土改后，才被分给了穷苦人。每次回忆起1950年土改分田的情景，爷爷那已经没多少光泽的眼睛就会立即亮起来，有一次，爷爷还偷偷地告诉我个秘密：那年，当他分到了村东头那三亩肥地时，不但乐得两三夜都没睡好觉，还偷偷地抹了几回眼泪呢。我理解爷爷的感受，对于爷爷这样一个家无一分田的长工来说，当他乍有了自己的田地，他不高兴得疯了就不错了。

　　不过，爷爷在这块属于他的土地上也没耕作几年，听他说，没过多久，土地就集中到农业社了，大家伙都吃起了大锅饭。那年月，虽然社员们天天忙得像个陀螺，个个累得半死不活，可粮食产量总也上不去，一年忙到头的，还是填不饱肚皮。一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十家有九家揭不开锅，大人孩子肚子里都唱“空城计”，没办法，乡亲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房前屋后的树，嫩绿的榆树叶，香甜的槐树花，紫红的桑椹都成了美味佳肴。

　　1982年，家乡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但那年的庄稼却疯了似的争着生长，特别是村东头那块肥田的庄稼长得更好：麦穗足有揸把长，玉米棒大得像水牛角，棉花朵也比过去又多又白。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家的打谷场上第一次堆起了好大好大的一堆麦粒，父亲捧起一捧麦粒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抹着泪对七岁的我说：“往后，你天天能吃上白面馒头啦！”那年月过来的人都知道，不到春节，几乎是吃不上馒头的，所以，听了父亲的话后，我乐得立即就蹦到麦粒堆上，打起了滚，嘴里大叫道：“我有馒头吃啦！”

　　那年过春节时，父亲脸上挂着笑，嘴里嚼着白面馒头，亲自提笔写下了“包产到户好，农民吃得饱”这副对联。也许在文化人眼里，这副对联根本就不是对联，但它分明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是那个时期农民的心声流露。

　　俗话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的天职似乎就是种地，不过，这种情况在1990年后悄然发生了改变。从1990年后，我们这儿兴起了打工潮，许多小伙子、大姑娘纷纷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去了，在家的也不再安心种田，纷纷做起了生意，办起了工厂，家家的存款是一年比一年多，没有我少人愿意再在摆弄土地上下功夫了。

　　1995年，我和妻子决定双双东南飞，到上海打工，临行前，父亲巴嗒着烟袋皱着眉头说：“我知道，现在种地不如打工赚得多，可我身体不好，你们要是都走了，家里的地谁种？”我说：“这地有啥种头？你看，除去种子农药化肥钱，再上交这税那费的，不贴本就不错了，我早就合计好了，我们走后，家里的地撂荒算了，你看，村东头那块肥田已经有好几家都撂荒了。”父亲叹了口气，说那么好的肥地荒了太可惜了，叫我把地免费转给邻居家种。结果，我把一个组的人都问遍了，人家都摇头。于是，我家的地只好撂荒任它长野草了，这一撂荒就是十几年。

　　没想到，那倍受冷落的撂荒地在三年前又“热”了起来。三年前的一天，在外打工的我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是有几个邻居争着想租种我家的撂荒田，我听后是一头雾水。听了父亲的解释才知道：现在种田不但不交这费那税的，国家还给这样那样的补贴，现在，老百姓种粮的积极性又高起来了。

　　前两天，我又得到一个消息，我们村里已经动手搞土地流转了，听说一个外地的老板准备租用村东头那块肥田，准备搞温室大棚，呵呵，看来这块肥田又变成“香饽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