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我家住的老屋是用小麦秸杆苫成的三间草屋。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弄得一家五口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但在公社宣传队员的眼中，这破草屋却是块难得的宣传阵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两三位革命同志满脸庄严地站在我家的山墙前，抡着吓人的大排笔，书写革命标语。标语面世没两三天，大队里总要召开社员大会，批斗那些不像是阶级敌人的敌人。我至今都不明白，那些饿得前心贴后背的群众为什么还能喊出震耳欲聋的口号？那一只只皮包骨头的拳头打起人来为何那般凶狠有力。

　　许多年过去了，写在我家山墙的革命口号大都记不清了，刻在脑中的只有“阶段斗争是纲”这句了。

　　1982年，我的家乡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但那年的庄稼却疯了似的争着生长，麦穗足有揸把长，玉米棒接近一尺长，棉花朵也比过去又多又白。记得那年夏天，在我家的打谷场上第一次堆起了一大堆金黄的麦粒。种了大半辈子地的父亲从捧起一捧麦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抹着泪对七岁的我说：“往后，你天天能吃上白面馒头啦！”那年月，不到春节是吃不上馒头的，所以，我听后，立即就蹦到麦堆上，打起了滚。那年年底，我的父亲脸上挂着笑，打着饱嗝，抡起排笔在我家的的山墙上写下了“包产到户好”。

　　近些年，我家山墙上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个私营经济”、“发展劳务输出，建设小康社会”都曾在我家的山墙上露过脸。随着口号的变化，家家户户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1988年夏天，我家的破草房变成了宽敞气派的砖瓦房。1998，我靠打工挣来的钱盖起了二层小洋楼。楼房刚建成好，炕孵专业户赵二叔和村里的蔬菜加工厂便在我家临路的那面山墙上刷上了广告。后来，江苏洋河酒厂等多家名气响当当的企业也争着把广告做到了我家的山墙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家墙上的广告就要“变脸”，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受到启发的我到县城办起了一个小广告公司，先是搞墙体广告，后来又代理媒体广告，生意还不错。前两天，我在县城购买的小别墅装修好了，过些日子就可以住进去了。我们村里像我这样到城里买房的农民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每当和人聊起住房的变化，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把不同时期我家山墙上的口号、广告连缀成篇，它不就是家乡的一部发展史吗？我住过的那些老屋，不就是中国飞速发展的最好见证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