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描写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送走了旧年迎来了新年的情景。过年是中国人最隆重、最热闹、最丰富的传统节日。

　　我伫立在思维里看时间轮回半个世纪，扑面而来的是一块块记忆的碎片，五十多个过年的场景以千姿百态的方式呈现在面前。那些似彩蝶的碎片舞蹈着，演绎着生命和岁月一段流程。它们中有的如暗淡发黄的照片，有的如光鲜艳丽的珍珠令人难以忘怀。

　　六十年代，提倡过革命化的年，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没有年货，没有新衣，没有假期，小孩没有“压岁红包”，更没有电视。大家都在大食堂吃饭，年三十晚上，食堂会多增加几个菜，如红烧肉、红烧豆腐、萝卜炒肉、菜头炒肉，炒包菜和少量的鱼，但每人需按定量用菜票各买一份。晚饭后，烧一盆火，大家坐在一起，打打扑克，带着孩子开“家庭晚会”，每个家庭成员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晚会结束后，全家带着欢乐的余兴悠悠进入梦乡。年初一，早上八点钟，每人挑着年前准备好的垃圾、猪粪、火土灰等肥料，在单位门口集合，等领导一声出发命令，立刻敲锣打鼓浩浩荡荡送往农村郊区。那时农村同样是过革命化的年，年初一各村的干部带领村民兴修水利或积肥造肥。只有幼小的孩子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呆在家里，其他的人统统不能闲着。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过年就比以前丰富多了。虽然，肉类和粮食制品的食物需要凭票购买，但那时农民可以在完成国家计划外，自己可搞自产自销，所以在市场上还是可以买到物品。过年时，特别是七八年以后，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朦胧开放，找点熟人和关系，买一头猪、几十斤鱼和百把个鸡蛋，就是没有那么多票证，问题还是不太难的。但是也不舍得一次吃完，我把猪肉和鱼都腊制起来，鸡蛋鸭蛋做成皮蛋和咸蛋，留着慢慢吃和招待贵客。在穿的方面，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大人小孩都能勉强扯点布，做一身新衣裳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依然是大多数人最朴素最美好的心愿。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过年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吃穿住行有了最基本的温饱解决，虽然工薪阶层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是小孩子手里已经有几块到十几块不等的压岁钱了，和农村亲戚的礼尚往来也能略显大方些。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八五年，通过关系，我买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在当地和我们单位是第一新潮的东西。过年时，我家挤满了来看电视的人，小孩来得最早占位子，还有轮班的工友顾不了吃晚饭，脱下工作服就来看，春节晚会刚刚兴起，姜昆的相声很诱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更让大家看了热血沸腾。为了方便大家看电视，我把一个房间的床铺和家具拆了(那时的老房子没有客厅)，尽可能多地摆上小凳子，准备好一些花生瓜子茶水，让邻居好友都能一起同乐，开开心心地过大年。

　　九十年代初二十世纪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市场经济搞物质流通，鸡鸭鱼肉已经在市场上应有尽有。过年时，人们开始讲究营养科学，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已经不受欢迎了。随着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很多人家搬进了宽敞新房，至少家家户户买了大彩电，可以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欢欢喜喜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时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为概念化、制度化的“年味”组成部分，更是“团圆和幸福”的代名词，每到临近年关，看那成百上千万返乡的打工大军，不辞劳苦、不怕花钱，就是为了回家看春节联欢晚会。那时人们的腰包都是鼓鼓的，发给小孩子的红包没有一百元以上都拿不出手。人们的拜年方式已经从相互串门改为写邮件、打电话、发短信。年三十晚上移动联通小灵通的网关全部被几亿条祝福的短信所拥塞，这就是祖国科技日益迅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迅猛提升的一个实例和明证。

　　新的二十一世纪，现在的人们更是幸福得不得了，过年所赋予的含义已经从大吃大喝的物质享受上升到了团聚加休闲的精神享受，人们甚至连年夜饭也懒得做了，花个几百块钱在高档饭店包个一桌。年过完了，人们也不急着上班和劳动，因为国家给予的法定节假日越来越长，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沐浴在党恩的照耀下。60载斗转星移,60个光阴轮回,60年风雨历程,在即将迎来祖国60华诞的日子里,三十周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们举世瞩目、有目共睹，正如宋祖英歌曲里所唱：“今天又是好日子，明天又是好日子，咱赶上了盛世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