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近年来，一些假记者在各地诈骗钱财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严重破坏新闻记者队伍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还折射出媒体自身监管的缺位。这一问题，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记者，理应是一个秉承良知、探寻正义、扶正祛邪的职业，如今在一些地方却时常与“新闻敲诈”挂上钩。

　　这其中，是很多假记者在作恶，但不能否认，一些新闻单位自身在记者管理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据统计，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共办理新闻报刊领域群众举报案件556件，其中记者收受钱财、敲诈勒索案件76件，有近百名媒体从业人员因存在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被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列入新闻从业不良记录，其中有20多名记者被判刑。

　　去年以来，通过媒体报道的“新闻敲诈”事件也有数十起。

　　假记者竟成职业

　　“当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已经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选择”。忻府区合索、曹张乡令狐庄和原平市神山村等地，都是当地有名的“记者村”。

　　这些假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煤矿害怕舆论监督的心理诈钱。他们通常是两三人一起来到无证经营的矿上，指出老板在“违法生产”，并出示“证件”，对违法行为予以“痛斥”。这些无证矿老板害怕媒体曝光，就先向这些假记者诉苦，然后提供所谓的“车马费”，息事宁人。

　　假记者打着记者的旗号在外招摇撞骗，往往很容易尝到甜头。有些假记者甚至只有小学、初中文化，也能把政府部门和企业等单位“忽悠”得团团转。

　　去年10月，重庆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并查明，忠县石宝镇忠诚村农民邓大忠冒充记者，假借“负面报道”四处敲诈勒索，先后敲诈、骗取忠县市政园林局1万元、忠县民康医院1万元、忠县神安化建公司5万元、忠县某村党支部书记张某3.1万元、重庆市开元旅游开发公司申某4万元，涉案金额高达14.1万元。

　　警方还查明，邓大忠只有小学文化，经人介绍，先后在市内一家杂志社及重庆某报万州记者站做广告业务临时工。就是这样一个没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人，在街头制作《新早报》记者证，摇身一变成为该报北京记者站“记者”，顺利开始行骗生涯。

　　办案人员指出，记者由于职业和岗位的特殊性，相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骗子正是看中了记者在这方面的特殊“权力”，才会假冒记者的身份，利用“舆论监督”的名义非法牟取利益。

　　记者站变重灾区

　　假记者不断出现的背后，是记者队伍自身就存在不少问题。

　　因犯单位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站长江彦博近日被朝阳法院判刑6年。该记者站也因单位受贿罪被判罚金10万元，并被追缴和没收犯罪所得65.6万元。

　　在江彦博的授意和纵容下，记者站利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以发表负面报道为名要挟支付宣传费，分别向陕西各地12家单位索取65.6万元。

　　近年来，“记者站”这个词汇，在新闻敲诈案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记者站是一些新闻媒体根据工作需要，在各地设立的从事新闻业务活动的派出机构，但在现实中，由于管理缺位等原因，这些派出机构容易滋生问题。

　　有些记者站的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专门到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等找问题。发现问题后，他们不写批评报道，而是直接找相关单位要求“采访”和“审稿”。显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促成问题解决，而是把发现的问题当成出价筹码，张口动辄就是几万。或让有关单位出钱做广告，或干脆直接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有些地方和单位害怕媒体曝光，也愿意出钱将事情“平息”。

　　在浙江也发生过类似案件，一位宝马车主到加油站加油后，发动机出现故障。《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就以写批评报道为由，要挟相关石油公司，最终获得35万元，其中18万元放进记者站账户。

　　《中国XX质量报》、《XX日报农村版》、《中国XX报》等“国”字号媒体的记者站，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沈爱国说，除了少数几家国家级媒体，大部分新闻敲诈案件涉及的媒体，都是一些非主流媒体，而这些非主流媒体的记者站，一般只有站长或副站长是正式的在编人员，其他都是记者站的临时聘用人员。

　　“他们一般以曝光为由向有关单位索要钱财，由临时工出面。站长或副站长为了保护自己，往往不亲自露面，但实际上，临时工的所有行为都是得到站长的允许或默许。而这些临时工，大多来自农村，没有什么新闻从业经验，也没什么文化，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容易天不怕地不怕地乱来。”沈爱国说。

　　监督者自身要硬

　　近年来，有关假记者诈骗和新闻敲诈的案件经常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专家分析认为，新闻敲诈现象的产生，跟社会大环境有关。首先，现在社会上的确有许多阴暗、腐败面，有关单位害怕这些问题曝光，愿意花钱买“平安”，因此给新闻敲诈制造了市场。其次，揭露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媒体的一个功能，而现在许多正常的揭露常常受到打压，造成不少记者不敢再写批评报道，反而沿着这条路走向另一个方向，产生了灰色新闻市场。

　　还有专家指出，大多数主流媒体管理规范，记者采访有一整套规章制度约束，即使是记者站也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发生问题概率相当小。但有些知名度小、管理不规范的媒体，特别是行业报记者站，广告成为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收入来源。在通过正常途径难以拉到广告的情况下，一些行业报和记者站就开始走极端路线，专挑一些部门、企业的毛病，以此“要挟”对方给钱。

　　现实中，媒体监督在使人们敬畏的同时，也让行骗发生率变得比其他行业更高。少数记者拿着尚未发表的批评稿换取“好处费”的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搞定记者也成了不少部门、企业的“公关”工作之一。“防火防盗防记者”——虽说是玩笑话，却多少也反映了社会对少数所谓的“记者”滥用监督权的无奈和厌恶。而正是一些无良记者能轻易从“监督”中获利，极大地刺激了那些假冒者的行骗欲望。

　　一位资深媒体从业者认为，新闻敲诈，不论用哪种手段获利，不论获利者是个人还是部门，最终牺牲的都是媒体公信力。要杜绝假记者，必须先管好真记者；要有效地实施媒体监督，必须建立监督媒体的机制。“当媒体都不具备最起码的客观公正时，那将是何等的可悲？”

　　“假记者”盛行，也折射出当前新闻媒体及记者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假记者要挟政府和企业，并敲诈成功，就说明这些单位确实存在问题。而存在的这些问题，正是新闻媒体及其记者应该予以监督的。如果媒体及其记者都切实履行自身职责，扶正祛邪，也就不可能给那些假记者任何诈骗“封口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