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均家的门上被人写着“朱”和“全是小偷”的字样。

蒋小花的父亲伛偻在角落中，只有提起蒋小花的名字，他的眼神才会专注一些。

　　一个村里，出了9个孕妇小偷

　　 浙江在线05月31日讯 180公里，放在江浙一带，也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

　　可是从广西桂林到湖南道县，这趟大巴足足跑了4个多小时。道县在湖南的最南端，从道县县城到我们的目的地新车乡，每天只有两班中巴车。

　　新车乡面积大概是100平方公里不到，但是只有3个警察：新车乡派出所所长唐洪云，主持全盘工作；副所长周波，负责案情办理；警员何坤，负责户籍和内勤。“实际上来报警了我们不分工，办案、出警都是一把抓。”民警何坤告诉记者。

　　和来时的想象不同，出自这里的孕妇小偷似乎并没有“衣锦还乡”的愿望，甚至有些害怕村里知道她们“发财”背后的故事。杭州的警察办案时带来的名单全都没有用，因为孕妇小偷们报的全都是假名字。亏得除了名单还有照片，靠村干部辨认，才一个个对上了号。即便如此，还有好几个小偷至今没有“找到”身份。

　　记者拿着名单，去了离派出所比较近的八家村。这里最近出了9个孕妇小偷，可村民都不会说普通话，他们将普通话叫做官话，只有村干部、民警这些“官人”才会说“官话”。

　　八家村的房子仿佛还停留在明清时代，马头墙，粉墙黛瓦，木雕，花窗。偶尔有的人家二楼突兀地出现了一排不锈钢栏杆，那就说明他家有人在外面赚钱了，装得起这个高级玩意儿。

　　这里的人穷，主要靠种烟草过活。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基本一户人家的年收入只有2500元。

　　计生干部朱大姐背着孙子在村头接待了我们，本报记者按着名单一家家找去：

　　郑小娥(以下均为化名)家门前的杂草已经有一人多高，走不过去；杨小章家门前的屋檐已经散架；朱小梅家的墙已经倒了几处，连个完整的房间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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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娥当年在八家村是最穷的人家。朱大姐说：“郑小娥是嫁到我们村来的，她家没房子的，郑小娥娘家也很穷，房子早就倒塌了。”

　　正是这个曾经八家村最穷的郑小娥出去以后一下变阔了，于是每次回来她都会带走更多村里的女儿、媳妇们出去“打工”；也正是这个郑小娥，在十年里马不停蹄地生了8个孩子。

　　贫穷，是催生“孕妇小偷”最大的温床，朱大姐告诉记者，村里剩下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都跑出去了，没人种地。怕地荒了，还得求人家来租你的地种，租金很低。”许多人携家带口去了外地，过年也很少回来。

　　村里的人怎么看她们？答案是他们觉得丢人，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宫小村”(著名的“童乞”村)。

　　有一个细节，给记者的印象很深：朱小均家的家门紧闭着，可在木头门上、墙壁上都有人用白色的粉笔写着“朱”和“全是小偷”的字样。

　　朱大姐说起这些孕妇小偷，很气愤：“村里全知道了，还能不知道么？公安把信都寄来了……在外面做小偷，真是丢人！好多信我们都退回去了，全家都不在，找不到人，还有好几个认不出来是谁。”

　　在整个走访中，记者只找到了两户孕妇小偷的家人。

　　在八家村唯一找到的关系人，是名单中蒋小花的父亲。记者看到他时，他伛偻在地上的杂物堆里，目光呆滞，脸色有着长久不见阳光的苍白。

　　蒋大伯不会说普通话，而且思维有些不清，就连朱大姐也只能听懂他说的几个词。

　　记者问他：“你靠什么生活？”蒋大伯说：“靠低保。”家里似乎并没有因为蒋小花的“职业”而变得阔绰。

　　提到蒋小花被捕，蒋大伯突然咕哝了几个字，好像听懂了记者的问话。朱大姐翻译给记者听，却只有一句话：“他说他气死了。”

　　莫小桂家的房子是莫家湾村最气派的，一幢两层的平顶小楼，外墙贴了青色的瓷砖。莫小桂，化名莫兰女，她对杭州警察说自己叫吴双双，但是她的照片被村长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她家的房子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让全村人都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莫小桂生了5个孩子，除了她带在身边的这个，有4个都在莫家湾村跟着奶奶生活。记者到达莫家湾村时，两个女儿已经上学去了，两个儿子在家。

　　莫小桂的婆婆只穿了一只鞋，泰然自若地坐着跟我们讲话。她会说一点点普通话。

　　问到知不知道莫小桂为什么被捕，这几年都靠什么挣钱。她的婆婆都简单地用“不知道”、“不清楚”来回答。看起来无悲无喜，也似乎是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只是在说到自己时，她才露出一丝倦意：“我丈夫死得早，他们又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真的很累。”

　　就在记者进村查访的这天早上，莫家湾村的好几户村民家被盗了，连村长家也没放过。

　　失窃2万多元现金，村长的老婆一直嚎哭到了中午，这几乎是他们家十几年的积蓄。

　　记者告别时，唐所长正在忙这个案子，他告诉记者：“村里人还是很痛恨小偷的。你看她们做了贼，就要被人骂，回来也会被人看不起。无论如何，贫穷不是犯罪的借口，你老老实实打工谋生，不会别无选择。”

　　新闻链接：把孕妇盗窃团伙送上被告席：杭州警方破全国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