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复的茅草屋

　　山村柴房译出红色“幽灵”

　　走完石子路便到了陈望道故居，推开木门，视觉豁然开朗。一个小花园，用鹅卵石铺路，四面围墙。“这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开间前檐有天井，门外建有福字照墙。”陈志平说。

　　穿过福字墙推开正屋的大门，只见建筑为二层楼房，在西厢房外面的西面，有一间新修建的混凝土单间，与整幢建筑木结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

　　“这里原本是一间柴房，因多年未修，毁坏较严重，近期被修复了，有一种说法，陈望道就是在这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志平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柴房是在穿过两个打谷场的旧房子里，不过早已倒塌。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了。”陈志平说，不过，村子里从上辈流传下来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还真不少。

　　根据陈志平的讲述，记者想象着当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情景。

　　1920年早春，当分水塘的人们早已进入甜美的梦乡时，陈家年久失修的柴房内，亮着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映出一个正在埋头奋笔疾书的影子。

　　透过破损的窗户，只见柴房内只有一块铺板、一张桌子、两条长凳和少许木柴。陈望道披着衣服埋头书桌前，一会儿低头思索，一会儿翻看桌上资料，一会儿又奋笔疾书。

　　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几天人就消瘦了很多。陈母张翠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天端着热腾腾的糯米粽子和一碟红糖走了进来，送到书桌前，催促陈望道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

　　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陈望道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1920年4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不过，在记者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疑问，陈望道故居那么大，又不缺房间，为什么偏偏要到柴房里翻译？

　　陈志平说，村里的老一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共产党宣言》是禁书要躲起来翻译，以防被国民党发现；有的说，在家里翻译，客人进进出出断思路，需要找一处安静的地方。

　　义乌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建鹏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当时共产党宣言是新思想，知道和了解的人根本就不多，哪怕在大街上翻译，也没人能看懂，何需要躲？”

　　“以防被国民党抓到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只有北洋军阀。”张建鹏说，当年北洋军阀势力渗透农村能力不强，农村大部分由乡绅控制，而陈望道家的父亲就是乡绅，所以也不用担心被抓。

　　张建鹏说，目前，只能推测陈望道在柴房翻译，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自己的干扰。红色“幽灵”力量传遍中国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是一幢石库门楼房，这里便是中共“一大”会址，在二楼的纪念馆陈列室里，珍藏着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这本被工作人员称为“镇馆之宝”的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水红色封面，封面印有马克思半身像，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像下端印有“马格斯”三字，书名也因排字工的疏忽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虽然，这本被定价为“大洋一角”的书本静静地躺在玻璃橱内，但泛黄的封面似乎在告诉参观者，这书曾产生过无法用货币价格去衡量的巨大影响力，这股影响力甚至延续至今。

　　1920年，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夏季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印刷。

　　“《共产党宣言》一问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竞相争购。”张建鹏说，《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于酝酿建党的需要，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印数激增。到1926年5月仅平民书社就已发行至第17版。

　　张建鹏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前译本可供参考，但他译笔老练，合乎国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又能较为正确地表达原著含义，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也为翻译界称道。

　　其实，《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也早就有人介绍，但是无统一的中文译本，需要时都是由临时从日文版、英文版或俄文版只言片语地翻译过来，因此，该类刊物的翻译也是各不相同。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这对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给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张建鹏说，不仅如此，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第130页中记录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提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