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一转身，与美不期而遇。我们在鄞州采撷民间博物馆幸福样本时，也收获这般惊喜。
最先吸引我们的是数据：鄞州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目前建成和在建的30座各类博物馆中18家为民办，总投入12.41亿元，其中民间资本7.34亿元、占59.15%。在鄞州，平均每3.57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已超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而比数据更打动我们的是，透过这方美的殿堂，我们分明看到，迈向文化强省路途中的浙江表情，自信颔笑。
自1999年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把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指导全省上下扎实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各项工作。2007年，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提出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重要支撑，强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今，我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吹响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号角。我省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化是什么?
今天的浙江人会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文化是我们的自觉需求，文化要靠我们自觉创造。
“文化强省建设”这样的宏大表述，在浙江人看来，说的就是一件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它可能是充满着民间乡情的“文化走亲”，它可能是连演几十载看不厌的“月山春晚”，它可能是老百姓自己拍的微电影，它可能是村民自发去守护的砖瓦古桥——在浙江，自2008年开展“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以来，全省已建立了26652支业余文体队伍，聚集了5万多名业余文体骨干，仅去年就开展活动58万多场次。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生活多了沉静与美好，我们精神的维度宽阔了——执着于这样润物无声的改变，我们与“提升浙江文化整体形象”、“提高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样胸怀天下的目标，相距日近。
浙江人，正以蕴含激情的文化创造告诉世界：我们有能力为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与美不期而遇
“博物馆”，既非新名词，也非新事物，它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最早由希腊文“缪斯”一词演变而来。从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出现专门用来摆放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缪斯神庙”，到光绪末年张謇开办我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再到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一系列公约的制定，这一“美的殿堂”走过2000多年历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文化生活中。
物趣源自于人情的投注。随着博物馆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得到不断加强，藏品如何走向大众、亲近大众？或者说，在收藏与分享之间，能否进行更多的尝试？我们选择了“中国博物馆文化之乡”宁波鄞州区为研究样本。
有这样一组数据：鄞州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目前建成和在建的30座各类博物馆中18家为民办，总投入12.41亿元，其中民间资本7.34亿，占59.15%。在鄞州这个常住人口82万的小城,平均每3.57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已超越发达国家平均每5万人一座博物馆的水平。而比数据更有说服力的是，漫步于那些沉入世俗生活的民间博物馆，你会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美的殿堂，究竟属于谁。
“让一个工人了解艺术作品，可以使他变得举止高贵，富有自尊心，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充满愉悦，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达到灵魂净化和升华”。——伦敦艺术工会主席乔治·高德(1861年)
从鄞州城区出发一路向西行驶，大约20分钟后，一座白墙黛瓦的庭院式园林建筑映入眼帘。这是我们探访的首站、位于高桥镇民乐村的专题民间博物馆——“居家博物园”。砖雕门拱上写着“清朗和畅”4个字。这，也许就是对“家”最理想的注解吧。
馆长翁林芳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农民收藏家。园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都由他亲自设计建造，十几幢风格各异的古建筑内分主题展示了家具、农具、红妆等数千件旧时百姓居家文化的实物，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这是我的镇馆之宝。”顺着翁林芳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间略显斑驳、占地百余平方米的老式厅堂。“20年前，我把这座名为‘大同堂’的清代建筑从金华‘搬’到鄞州，被一位外商看中，出了天价，但我更想把它留在这里，让我们的后代也可以看到。”
经翁林芳的巧手复原，“大同堂”原汁原味地“重生”了。而居家博物园也正是由着这样一份“留下美的库存”的原始冲动慢慢成形，直到今天这般精彩纷呈，最热闹的时候，每天有2000多人慕名参观。
翁林芳的妻子告诉我们，为了眼前的这些旧物什，老翁卖掉了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房，结束了在上海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古玩生意，从一位千万富翁变成了欠债700多万的“负翁”。大家笑他傻，他总是憨厚地点头：“没想到当初的‘小打小闹’可以成就这番‘大场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咯，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话虽如此，但从“成就”这个词里，还是能看出他藏在心底的骄傲——这是一份用再多钱也买不到的、由文化自觉带来的成就感。
同样是一段粉墙，一片黑瓦，坐落于“中国蔺草之乡”鄞州古林镇上的黄古林草编博物馆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比起老翁的“不计后果”，馆长蒋福寿的博物馆之梦似乎“顺当”得多：他出身于草席世家，退休后，得知徒弟、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俞斌有意打造一个草编文化博物馆，便自告奋勇，一头扎进草席编织2700多年的历史里，从宁波、上海、杭州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古林草编的历史资料和图片。
2011年1月，投资近600万元、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黄古林草编博物馆开馆。博物馆擦亮了“黄古林”的金字招牌，带来了新的商机。当地人总爱把亲朋带到这里转转，寻找那一份金黄色的记忆，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故事，简简单单，韵味悠长。
这也让蒋福寿开始考虑如何发挥民间博物馆公益性的问题：“蔺草是所有古林人的骄傲。从今年开始，凡是有古林农业户口的新人，欢迎来博物馆免费领取一条‘新郎席’。”若没有十足的底气，又怎会作出如此“豪迈”的承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博物馆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1753年，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建立，博物馆逐渐成为沟通文化的桥梁和民间记忆的见证。建博物馆不是翁林芳、蒋福寿的“规定动作”，只是他们在各自社会角色中的一次小小“出轨”，但，由此产生的文化能量与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感，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不同。因为文化是一种分享，是这世界上最奇特的一种财富，越被分享就拥有越多。
“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1974年)
跨过明贝堂中医药博物馆那一重又一重古色古香的大红门，就走进了中医中药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
外行人看热闹——除了欣赏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药材、中医名方、制药器具外，馆内一篇气势恢宏的《明贝堂赋》也令人久久回味；内行人却能发现这里处处独具匠心——无论是照壁、月洞门、匾额，或是展品的摆放，都与明贝堂“阴阳聚化，日月凝贝”的寓意遥相呼应，体现出一种宁静安然的氛围。
这天下午，我们是到访的“外行人”，而“内行”是文博专业副研究馆员、鄞州区博物馆协会秘书长陈万丰。
如何为蓬勃而起的民间博物馆提供智力支持？鄞州宣传部部长沈剑波说,早在2008年，鄞州民政局开始对当地民间博物馆进行专业评估，此举在全国属首创。于是，陈万丰等5位专家学者成了促使民间博物馆由粗放型向规范化迈进的“把关人”。
要问鄞州民间自办博物馆之风为何兴盛？如果回答“鄞州经济发达、民资雄厚”、“政府引导、政策扶持”，虽不错，但还不够全面。陈万丰说：“再往前追溯，宁波人‘实业立身’的传统由来已久。鄞州是宁波商帮的发源地和‘红帮裁缝’的故乡，历史上出过许多文化名人，几千年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民间博物馆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要验证陈万丰的论断，鄞州草根企业家徐万茂执掌的华茂美术馆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一座建在华茂外国语学校里的博物馆，馆内所藏的中国古代文人字画、油画、版画作品超过2500件，其中不乏文征明、唐寅、董其昌等中外大师的精品。
适逢“浙江省女花鸟画家作品展”在此巡展，原本宽阔敞亮的一楼展厅被熙熙攘攘的参观人流包围，在一幅牡丹图前，一群穿校服的学生正在听老师讲解。这也是华茂不同于其他美术馆的一个重要任务——让名家作品走进美育课堂。爱画画的学生会趁午间休息时间前来，搁起一张素描板，等到上课的铃声响起才匆匆离去。能以如此随性自然的方式与艺术不期而遇，这不仅是孩子们的幸运，也是人文教育的幸运。
有了好的藏品，是养在深闺独自欣赏，还是公开展示、陶冶大众？一直有着发展文化产业思路的房地产商人胡大林选择了后者。在鄞江镇邵家村它山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他收藏的千余件历代精美石雕作品的新家——它山石雕艺术博物馆已初具雏形，这同时也是一座融汇了旅游、鉴宝、交易、文化研究、名人工作室等功能的综合艺术中心。
民办博物馆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背景下公民文化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文化普及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学术上，它对于国有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从20世纪80年代初蛰伏于上海里弄私家居室里的“家庭展览馆”到我们眼前这座造价1.8亿元，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石雕博物馆，短短30多年间，中国民间博物馆无论从体量和容量上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毕竟，开馆容易守馆难，作为高雅文化的传播者和代言人，许多国有博物馆仍未摆脱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随着民间资本的迅速涌入，如何培育民办博物馆的生存土壤、如何延伸博物馆产业链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知是不是巧合，药材、书画与石雕，无一不是要用岁月来沉淀、耐心来守候的文化符号，这或许也意味着，寂寞不会是博物馆的永恒基调——时间的魔法，尽在其中。
“民间博物馆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经营的事业。随着观念的转变和相关政策的支持，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终身积淀拿出来，以公益的方式投入文化事业。”——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馆主马未都(2010年)
如果5年前，有人在鄞州城中心竖起一架摄影机持续拍摄，那么今天，在快速回放的镜头下，我们会知道曾经空旷的街道广场何以形成令鄞州人引以为傲的博物馆集聚效应，也能体会到在此过程中对于美的不懈追求与观照。这份坚持，或许也是城市性格的一种。
当胶片退回到第一帧，你会看到，2007年1月1日，鄞州首家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民间博物馆、位于新城区日丽中路的紫林坊艺术馆打下第一根桩的场景。
紫林坊的名字很美，像是金庸笔下大师隐居的地方，事实上，它的主人陈明伟确实是一位高手，他身怀的是骨木镶嵌的绝技。他还有个响亮的武林名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在陈明伟向鄞州区递交的那份厚达70多页的可行性报告里，他认为“紫林坊”应该是一座艺术精品的“富矿”：汇集在这里的，有人、有团队、有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既是打响企业知名度的“平台”，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投影机”。当时的鄞州区委书记寿永年立刻拍板：“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紫林坊点燃了鄞州人对文化之美追随的热情，也令民间博物馆“鄞州模式”的有益探索由此而生。宁波市委常委、区委书记陈伟俊介绍说，2008年7月，鄞州率先出台《关于鼓励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涉及资金补助、用地保障、人员配备等多项扶持措施，对免费和低价收费的博物馆，按参观人数、展览次数和规模等级给予补贴，建民办博物馆最高可补助400万元。政策出台后，鄞州对民间博物馆建设补助投入累计已达1176万元，受惠老百姓超过25万人次。以2008年9月建成开馆的紫林坊为例，至今共接待参观人员约10万人次，仅门票补助一项就高达70多万元。
选择博物馆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传承优秀文化的责任。只要陈明伟在馆，他总要带前来参观的游客去看看骨木镶嵌工艺流程馆和由他带领10多名工人耗时8000多工打造的红木“万工床”。而如果是熟悉鄞州文化的人，便会由此联想起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宁波朱金漆木雕技艺中那顶著名的“万工轿”。
朱金漆木雕“守护人”陈盖洪的艺术馆隐于横溪水库大坝西侧，倘若是第一次拜访，很容易迷路。问路的方式有两种：“找陈盖洪”，或是，“请带我去村里最美的房子”——前者直白，后者有些矫情，然而目的地都是那座古朴典雅的二层建筑。
“从2000年开始，我就招不到徒弟咯。”带我们看完馆内的1000多件艺术藏品，刚一落座，陈盖洪便先说起了自己的“烦恼”：“要成就一件朱金漆木雕作品极为不易，即使是简单小物，也要经过18道工艺流程，且大多都要靠手工完成，这恐怕是为什么这项技艺会濒临失传的原因之一吧。”
这让陈盖洪感到了非遗传承的迫切性。因此，“尽管人人都说博物馆是个烧钱的无底洞，我还是要做下去。有了传承人，有了传承基地，我也可以在这里给厂里的工人们上上课，至少，给大家看看，真正美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时间在博物馆变得凝滞而黏稠。似乎大多数的时间，陈明伟、陈盖洪们都待在一个有些静默的“守”字里。但对他们来说，守，也是生机勃勃，满怀希望和坚持的，因为博物馆，他们找到了一片人类与自然对话过程中宽广柔美的诗意风景，一股发轫于传统文化、充盈丰沛的精神源流以及一座润物无声、让人一落脚就感到亲切的精神家园。
文化自觉的浙江表情 杭州：张铭音乐图书馆 @浙江职业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张铭：“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有音乐才有我,如果没有音乐,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2002年，张铭在西湖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向大众的音乐图书馆——张铭音乐图书馆。建馆时100万元的投资,5000张正版古典音乐CD的馆藏,店内二十几套每套6000元的顶级音响设备,全是他自己掏钱。5年下来,从最初的入不敷出,到现在勉强收支平衡,面对亏空,张铭只报以淡然一笑:“这不会动摇我普及音乐的决心。” 嘉兴：嘉善农民进城办艺术展 @嘉善县姚庄镇农民陆海娟：“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我们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尝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滋味。” 2011年3月至7月，在嘉善县姚庄镇开设农民绘画培训班，农民画爱好者们大多是姚庄土生土长的农民、渔民，基本上没有任何绘画基础，都从“零”基础起步。经过普及培训和提高培训两个阶段的学习后，不少学员掌握了农民画基本创作技能，并创作了大量的画作。同年9月，他们在嘉兴市美术馆开办姚庄农民艺术展。 湖州：文化走亲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移沿山村村民唐荣海：“每次出去表演，我们都能获得最热烈的掌声，心里真的很激动。” 2008年底，“文化走亲”活动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推广，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湖州共开展市内“文化走亲”活动600余场，参与演出文艺节目(展品)6100个(次)，参与人员27000余人次，吸引观众76万余人次；同时，还与上海市，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我省的杭州市、绍兴市、嘉兴市等地开展了跨地区的文化走亲。 绍兴：打工者办草根书屋 @上虞市沥海镇城沿村村民高水龙：“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啥农村人和城里人差别那么大？关键是知识。在农村办书屋，我觉得很有必要。” 高水龙曾是一名闯荡上海的打工者，23年前，他回到上虞农村老家，用打工赚的钱办起“海申书屋”，免费给乡亲们借阅，成为乡野里“精神之家”。至今，书屋共有6000册图书，已有10万人次来他的书屋借过书。书屋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孩子们能从农家书屋迈向更高的学府，是他所愿，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孩子，他会更加照顾。 宁波：象山农民拍电影 @象山大徐镇农民章承祖：“从写《荷花庵》剧本开始，我付出了8年的心血。这两年，我无时无刻不想把电影拍出来。” 章承祖，用一台简易陈旧的DV录影机，和拼拼凑凑的8万元钱，组建了一个“草台班子”，自编自导完成了电影《荷花庵》。1992年至2003年期间，章承祖一共写了五六个小说本子，《荷花庵》是其中之一。2009年6月，在一家影视公司的帮助下，他的《荷花庵》正式拿到了国家“摄制电影许可证”。目前，电影《荷花庵》已完成后期工作，只待最终拿到“公映证”。 舟山：唱响定海 @定海区白泉镇新苗幼儿园园长程琦：“有了‘唱响定海’这样的舞台，‘跳蚤舞’又能重新回到定海人的生活中。” “唱响定海”连办3年，整个活动从4月欢唱至11月，海选、复赛阶段150余场赛事，累计在全区15个乡镇(街道)118个社区举办赛事近300场次，14000余人登台献艺，50余万人次畅享欢乐，真正办成了一场属于定海百姓的草根娱乐盛宴。 台州：黄岩乡村大使 @黄岩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童桂增：“乡村大使是当地人讲当地事，老百姓听起来很亲切。” 2011年，台州市黄岩区开展了首届乡村大使评选。所谓乡村大使，就是从农村挑选出来的对当地风土人情、物产文化等有全面了解，能够通过富有生活味的地方语言形象地开展宣传的民间优秀人才。他们了解群众文化需求，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题材创作，教育引导身边人。如今，黄岩1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活跃着169位乡村大使。 衢州：开化县非遗保护志愿者协会 @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村民章民一：“我一定要想办法为社会和子孙留下一笔财富。” 2007年7月，开化县的100多位老人组成了“非遗”保护志愿者协会，他们在县文化部门的指导下，挖掘、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民间文化。2009年6月，他们集体当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新闻人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挖掘、整理、保护着传统文化，用心灵守望着散落在乡间的“非遗”。 温州：民间社戏 @温州永嘉胜利京瓯剧团团长戴育莲：“一般每年都有100至200场次的演出，春季和冬季是农村社戏最忙碌的时节。” 每年从冬闲到新春的数月中，社戏便是温州农村中传统文化活动的主角。近年来，除了温州本土的瓯剧之外，京剧、越剧、汉剧、婺剧都一一在温州古老或新建戏台登台尽情演绎。如今，这一古老戏种成为现代温州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100个民间戏班和剧团在温州演出瓯剧、黄梅戏、越剧、京剧、婺剧等剧种，达2000多场次。 丽水：全民摄影现象 @丽水市莲都区环卫所职工周率：“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许多古村落、古道、老街、小巷，民俗、庙会，再不记录下来，就永远看不到了。” 丽水，这个只有260万人口的欠发达地区，自费购买专业摄影器材的摄影发烧友有9000多人，摄影爱好者3.5万人。先后有3000多幅作品在国际国内各比赛中获奖。丽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命名的“中国摄影之乡”，有中国第一家摄影博物馆。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丽水国际摄影节。 金华：横店影视城 @横店影视城特约演员张小明：“我都记不清自己在横店演过多少戏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好几十部。” 自1996年以来，横店集团累计投入30个亿资金兴建横店影视城，现下辖12个影视拍摄基地，总计用地4963亩，建筑面积495995平方米，是目前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影视城，被美国《好莱坞》杂志称为“中国好莱坞”。横店影视城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中国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最大影视城，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种文化”之微记忆 模式： 种文化坚持“送”“种”结合，在全省组织开展了“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每年全省各乡镇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汇演，鼓励农民自办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农村文化自我发展能力。 数据： 自2008年我省开展“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以来，全省已经建立了2.6万余支业余文体队伍，聚集了5万多名业余文体骨干，每年开展活动50多万场次。全省共培训基层文化骨干21万余人次。每年组织开展的县级以上和乡镇级以上大型文化活动分别超过100场和1000场。 亮点： 2011年，“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注入了点点创新元素：省文化厅、省教育厅、省科协等各部门的农村“种文化”培训辅导团深入到一村一镇，舞蹈、戏曲、科技、卫生等辅导班、讲坛、讲座、现场指导，培训农村文化队伍、体育骨干达几万人次。 这一年，农村“种文化”群众性文体活动更加“百花齐放”，建立了几百个以“乡村戏台”、“文化小广场”、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村图书阅览室为主的村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了“农村大舞台”等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民俗文体活动；这一年，结合当地实际的农村“种文化”展演展播活动红红火火。 成效： “十一五”期间，浙江大力实施农村文化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分级分批分类对全省基层文化干部、业务文艺骨干、村级文化管理员进行培训。全省的省、市、县三级文化部门组织培训人员达11万余人。此外，各级文化部门精心指导各地农村挖掘特色文化资源，积极扶持培育农村文化队伍，鼓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在推动农村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陈寿灿：浙江有浓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从语义上讲，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我觉悟。按照费孝通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从反面讲，如果人类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 并非任何群众文化、草根文化都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一般来说，如果草根文化还仅仅是停留在感性的、朦胧的、自发的阶段，其文化自觉的特征是不明显的，草根文化要上升到文化自觉还必须经过一定的思想提炼、组织协同和宣传推广的过程。但目前我省各地涌现出来的许多群众自办文化、草根文化仍然体现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自觉特点。 首先，浙江具有浓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是越文化的发源地，近代也产生过影响深远的“浙东学派”，诞生了像王阳明、黄宗羲那样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浙江籍的两院院士、文学家所占比例也甚高。浙江文化素有婉约、细腻，注重主体感受的特点，这在浙江的茶文化、酒文化、戏剧、歌曲、文学中体现得比较鲜明。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具有丰富的可以支撑文化自觉的传统文化因子。当代浙江群众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体现了一定的文化自觉。 其次，近代以来，浙商文化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更是步步领先，这充分表明，浙江人具有勇于探索、不怕吃苦、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不可能不在文化领域体现出来。况且，任何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活动也必然有其地域文化的支撑，总的看，浙江群众文化、草根文化的涌现与浙江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在浙江的发展中表现十分明显，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浙江的悠久文化与伦理精神的支撑。 另外，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大力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战略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群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迅速发展。 我们应该积极推动、顺势而为，发挥引领作用，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进一步推动、提升浙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文化资源，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浙江人”特色，具有更高的文化自觉特征。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 潘一禾：加强文化自觉才可建设文化大国 当代中国的一些文化名人如费孝通、季羡林、王蒙等都曾反复提出要加强“文化自觉”才可能建设“文化大国”。尤其是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帮助中国人发现自己的现代致富之道，比如他早年的调研和思考就强调要利用遍布中国乡村的各种农闲时展开的手工副业传统，去发展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后来风起云涌的“农民企业家”现象就验证了他的理论和建议。 不过，费孝通先生到了晚年则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一旦实现普遍富足的生活梦想之后，“文化自觉”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在他看来，“文化自觉”主要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懂得如何跨文化交流，懂得如何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与各种各样的文化人群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交流体系。 我们平时讨论“文化自觉”的时候常常仅指公民的爱国意识，讨论“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常常仅指与“外国人”交流，其实这里面有误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内部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地方性和区域性文化之间、城市之间的交流，不同教育、工作、生活背景的人群间的交流，同样是促进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交流的“近水楼台”，因为它们是人人可能参与的日常文化实践和发挥每个人生活创意的最好平台。 今天的信息时代便利，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观看和理解了更多的“他者”文化，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的普通人反观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类出自“草根”、自然生发的“文化自觉”肯定会带给我们的社会发展以更多的文化创新意愿和倾心投入文化建设的动力。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思想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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