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民工求助多值班电话响不停

　　中午11点30分—下午2点，对大多数单位来说，都是午休时间。然而，杭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接访处的值班监察员们却仍要坚守岗位。

　　刘艺是杭州市劳动监察支队的一名普通监察员，从事接访工作已有四年。当天中午，便是轮到她来值班。

　　“很多民工平时上班，只有中午休息时，才有时间来投诉。”她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向记者做着介绍，“晚上5:30-8:30这段时间，也是投诉高峰期。”

　　由于多数工作人员已经休息，使得空旷的接待大厅更加寒冷，仅有的两个小空调，对几十平方的接待大厅来说毫无作用。为了保暖，刘艺早已穿上厚厚的棉鞋，腿上也放着一个暖水袋。

　　确如刘艺所说，中午的接待大厅只会比上午更加繁忙。她午饭还没吃几口，便有两部电话同时响起。电话中，一位萧山民工因公司未签劳动合同，而向她寻求帮助。

　　记者大概粗略统计，在11:30-2:00这两个半小时内，光电话投诉就有20多起。对于接到每一起电话投诉，不管能否受理，值班人员都要详细记录在案。除投诉外，民工也会拨打热线电话，来询问讨薪进展。

　　“被欠薪民工大都情绪比较急躁，往往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案件进展。有些人甚至会破口大骂。”刘艺笑着说，“刚来的时候不适应，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他们也就是发泄发泄，没有恶意。”对于恶言相向的讨薪民工，监察员们只能好言相劝，慢慢解释。

　　中午1点30分左右，一名段姓大姐来到接访大厅进行投诉。记者协助劳动监察人员受理了段大姐的投诉。

　　通过攀谈，记者了解到，段大姐在国大商场某专柜上班。前段时间，这家专柜撤出国大商场，临走时欠了她几个月工资。

　　刘艺在核实投诉人身份后，初步了解案情，并将案情概况记录在案，录入电脑之中。

　　投诉人的每一起投诉，一旦受理，便将由案审科录入电脑，并依照案件类型，划归不同监察科室处理；案件结束后，处理结果会再次被转交至案审科，由其归档，同时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负责科室得知段大姐的案件后，当天下午就致电国大商场，要求其暂停支付该专柜尾款；等段大姐的工资拿到后，再予以支付。当国大商场表示愿意配合监察支队讨薪时，段大姐也松了一口气。

　　“尽快帮民工解决欠薪问题。”这是监察人员工作准则。

　　包工头借讨薪索要工程款以闹事威胁

　　前来杭州劳动监察支队讨要工资的，除了民工，还有包工头。当天下午，记者就遇到了这么一起案例。

　　下午3点30分，包工头王先生带着一堆资料，来到监察支队。在交谈中，王先生声称总包拖欠了部分工资款，他拿不到钱，没办法支付工人工资。王先生边说边递给工作人员一张单据。

　　这张单据，是总包方写的一张欠条，上面写着所欠款项数额，单据底部则有总包负责人的签字和手印。

　　“你们要是不能帮忙把钱要回来，我就让工人来这里闹事。”包工头恶狠狠地表示。

　　然而，监察二科刘监察随后的一席话，却让他哑口无言。

　　“从单据看，总包支付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去哪了？”面对刘监察的质问，王先生显得十分慌乱。他勉强解释说，这笔钱已经付给工人。可当监察人员要他提供支付凭证时，他却说拿不出。

　　对于王先生的讨薪诉求，监察支队予以接受，并建议他去建委寻求帮助，索要工程款。同时，监察人员告知王先生，如果查实工资款被他私自扣押，他将会面临处罚。

　　事后，记者从刘监察处得知，王先生所说的欠薪一事，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工程结束后，很多建筑商会支付分包商一笔钱，作为工人工资；而这笔钱，却往往被包工头私吞。包工头扣住工人工资，并让工人以讨薪为名前去闹事，达到索要工程款的目的。

　　“现在一般都是先支付工资，后支付工程款。”刘监察解释，“一些包工头为尽快拿到工程款，会采取极端手段。”

　　事实上，不论是监察支队的接访人员，还是外出办案的监察员，都遭遇过民工围堵。“前段时间，有十几个民工冲进接访室，说拿不到钱就不让我们办公。”接访处的丁敏大姐说，“当时确实吓坏了，打了110报警。”

　　监察一科的王科长有着8年劳动纠纷处理经验，谈起围堵，他显得十分平静。“有次大年三十，我们去工地了解案情，被民工堵住。他们说自己拿不到钱，回不了家，要我们留下来‘陪’他们。”

　　“我们外出办案，都会把车停远点，走路过去，免得车被围住走不了。”王科长说，“真遇到围堵，让女同志先离开，男同志留下来做思想工作。”

　　当被问及帮民工讨薪却遭遇恶言相向、甚至围堵时是否会有不满时。王科长摆摆手，轻描淡写地说：“习惯了，吃得就是这碗饭。”

　　晚上8点30分，值班人员受理完最后一批投诉，离开了接待大厅，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明天一早，还有新的民工等在门外，向他们寻求帮助。

　　【记者体验手记】

　　“讨薪”二字，对民工和监察人员来说，都意味着艰辛和风险，委屈与无奈。

　　　对民工来说，讨薪是一件不愿做却不得不做的烦心事；而对监察人员来说，讨薪则是一件必须承担的巨大责任。在艰难的讨薪之旅中，最缺乏的就是“尊重”：如果用工方能尊重民工的劳动成果，民工能尊重监察人员的辛劳，讨薪或许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