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谁动了我的维权成本？ 诸多问题值得深思

　　农民工的维权事件，动辄半年，有的甚至长达几年事件。而且，在结案之前，“维权”始终会成为一块心病，每天都会为之提心吊胆。农民工维权成本为何那么高？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无知，或者企业的无良？

　　连日来，记者跟随了3个讨薪者的维权过程，有人欣喜地拿到了工资坐上了回家的车，有人却无奈地继续搜集证据进行仲裁。在处理日常网友投诉过程中，记者本人经常遇到的难题就是：即便用人单位确实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只要员工还在这家用人单位工作，就绝对不愿实名举报。原因很简单，用人单位只要知道是哪名员工举报的，这名员工注定没办法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

　　因为举报而丢了饭碗，这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得不偿失，维权成本太高。与之相比，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却很低，这也是造成劳动者屡陷维权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新《刑法修正案》中将“恶意欠薪罪”入刑，用人单位如果欠薪，可判3—7年有期徒刑，但只要不能判定老板属于恶意欠薪，即使打三五年的官司，耗去农民工大量的精力，用人单位最多不过支付本应给付农民工劳动所得或工伤赔偿，农民工跟用人单位耗不起。

　　企业对于劳动保障认识不到位，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同样片面。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拥有维权意识，但缺少的是防范被侵权的意识。一旦发生侵权问题，证据不充分、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时有发生。给自己增加了维权成本，也给相关部门增加了原本不必要的工作量。

　　从去年到今年，记者先后走访过萧山、湖州、永康、武义等地的劳动部门和用人单位，发现很多时候，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不懂得收集证据，在参加工作前不了解自己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只有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想起，合同没签，社保没交，但为时已晚，即便通过维权用人单位进行了赔偿，但农民工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只有自己知道。

　　农民工维权成本高，除了与企业违法成本低、自身维权意识不够正确有关之外，与现有的一些制度，也不无关系。现有条件下，完全靠企业自律，不可能解决纠纷。

　　至于缴纳社保的问题，有人提出，各省各地缴纳社保的制度并不一致，导致许多农民工考虑到以后将社保转回老家比较麻烦，在异乡打工的时候拒绝缴纳社保。

　　从现有的制度来看，无论是劳动监察还是劳动仲裁，都只有处罚的权力，但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很多时候，处罚决定下达，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农民工维权，不得不按照现有流程一步步走，显得有些繁琐。

　　最终，看起来漫无尽头的维权路让不少农民工望而止步。一旦停止维权，纵然此前花费再多的成本，也只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