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说1年能搞定的事，结果花了5年半才解决。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低下)，我自己都深恶痛绝。”在日前召开的东莞两会上，东莞市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发出如此感叹。他举了2007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有企业要上市，面临着办理产权的种种问题。梁国英叫了12个相关部门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议，职能部门说1年内全部搞定，结果，直到2012年的11月才办好，前后花了5年半的时间。
市长是觉得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才会让事办得这么慢的，而职能部门也有说法，有些事情市里说了不算，还要等国家点头、省里答应，要等指标等批文，等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盖章，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
自上而下、权力决定的行政审批体系，基本上，只要盖章的人勤快，事就能办得快。可是用什么办法来保证盖章的人勤快一点呢？这个事就没谱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时间规定，但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理由和难处。市里的事，书记市长催一催、把各部门负责人叫来开个现场办公会，可能就管用。牵涉到上面，就得往上跑了，蹲点、软磨硬泡、请吃请喝陪吃陪喝、找关系，费尽心机还不一定办得出来。
市长交代的事，官员办了五年，市长的痛心可以理解。一个产权问题，实在不需要12个部门办理五年时间，这里面，有多少审批是虚设的、多余的？有多少是属于吃卡拿要型的？有没有人评估过？这种慢不是官员手里没权办不了事，而恰恰是权力太大，以至于拥权自重，让市长也同样无能为力。市长职权范围内的，催一催或许管用，职权范围以外的，市长也得看别人的脸色。
可要就此得出中国的官员办事效率低，恐怕也不对。梁国英自己也说，如果我们批评那些部门，他们也是冤大头，也有难处，从中央到省里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各种各样的关口要过。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打通这些环节，如果这些部门的领导也发话一年内给办结掉，效率也是可以很高的，至少用不着花五年时间吧。
所以归根到底，效率还是来自于权力。这个办事体系呈现出的是这样的特色：有门路的，办得快，没门路的就可能会被活活憋死。一级看一级，越往下的诉求越没人搭理，官员想干的事，比如大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办事效率极高，可是老百姓希望官员干的事，往往就会拖拖拉拉。权力对社会事务的影响力越大越会体现出两面性，对有些事快，对有些事慢，快与慢只是个态度问题，甚至只是几个人的意志问题。
一个社会的效率，应该由权利来决定，而不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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