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01日讯 “浙江印派”自乾隆年间由钱塘人丁敬创派始，已绵延近三百年。传至今日，“浙派”的代表人物江成之先生，也届90高龄。他也是西泠印社硕果仅存的两位社龄最长社员之一。
1924年，江成之出生于嘉兴新塍，取名文信。信者，印也。可见，冥冥中他的一生注定与“印”有着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躲避倭难随母亲迁居上海。
2月26日，记者在江先生的弟子周建国陪同下，于上海打浦桥路的“亦静居”见到了这位醉心朱白勾画大半个世纪的老人。虽然罹患帕金森症20余年，但在家人和弟子们的精心照料下，江先生气色红润，还能进行简单的交流。
从他简短的话语间，以及弟子们对恩师回忆的点滴中，仿佛看到一位严谨、静默、睿智、泥古又不乏创新的篆刻大家，正端坐于书桌前，手中刻刀切、冲、披、旋，纵有万千话语，也全由手中顽石“开口”述说。
西泠印社85周年社庆江成之（右）与徐家植现场刻印（1988年）
一个七十年的愿望
2月25日晚，周建国刚从台湾回到上海。他这次来拜访老师，主要是汇报这次台湾之行的学术交流。这不免勾起了江成之一个埋藏了70年的愿望，而徒弟的这次交流，也算是完成了愿望的一半。
1943年，江成之拜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为师。王福庵除了教江成之刻印外，还教他鉴印藏印。如遇到藏家准备出售藏印时，江成之先拓一份印蜕，请福庵掌眼审定并代为挑选。
有一次，江成之得到一方黄牧甫刻的“潘衍桐印”，后经老师鉴定为真品。对于这方昌化石的印，江成之喜爱至极，摩挲赏玩，朝夕与共。但不多久，王福庵通知要他去，有事相商。老师取出同行曾绍杰先生的信给他看。曾先生在信中说，他之前得到了黄牧甫所刻朱文“峄琴”印，似为真品，求福庵鉴定。同时听说江成之收藏的“潘衍桐印”和“峄琴”正好是一对，愿以旧青田、白寿山各一方作交换，且求福庵能玉成此事。
江成之碍于老师的面子，只好割爱。不过他也知道曾先生篆刻造诣很深，对黄氏刻印尤有研究，“总算完成了一件好事，结了一次金石缘”。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当面见到曾绍杰，也没有机会求教于曾先生。1949年之后，曾绍杰到了台湾，就更加没有机会见面了。1985年，江成之还在《西泠艺报》上刊文回忆这段往事：“我真的想望，有朝一日，海峡两岸的篆刻家们，能聚首于西泠，各展所藏，摩挲欣赏，共相切磋探讨。我相信这种想望，终必会实现的。”
1988年，曾绍杰离世，从此江先生期待与曾先生相见的想望再也无法实现了。而随着江成之年事渐高，身体也大不如前，海峡两岸切磋探讨的愿望，就落到了弟子们的身上。
半个月前，周建国等“浙派”三名传人随团前往台湾。本是无心之举，却受到了台湾篆刻界的隆重欢迎。不仅举行欢迎晚宴，还多次进行了学术交流。台湾印人对周建国说：“大陆来的篆刻交流也有过多次，但‘浙派’一脉却是第一次来台。‘浙派’讲究传承，讲求守成，这与台湾篆刻界是相通的。”
当周建国将这些见闻说与老师听的时候，江先生肌肉已完全僵硬的脸上，难得泛起了点点笑容。当说起双方的一些学术交锋时，江先生听得很仔细，有好的观点，不时“嗯嗯”地表示赞同。同时他也询问了一些篆刻界老友在台湾的情况，以及传承脉络。更多的时间，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那里有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一门三代人才辈出
1947年，经王福庵推介，江成之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同时入社的有秦彦冲、叶潞渊、吴朴堂、方去疾、高式熊等人。至今，比江先生早入社的老人都已过世，同年入社的也仅存高式熊而已。《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中记：“江文信，字成之，号履庵。嘉兴人。王禔弟子，能治印。收藏八家刻印颇富。”江成之说：“我知道老师的用意是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向前辈学习，不囿于一师一门，开拓视野，领略各种流派之精要。”
王福庵门下江成之一脉也已传至三代。第一代弟子八人中有四人加入了西泠印社，第二代弟子也已有人入社，徒子徒孙共有三四十人，可谓人才辈出。
至今，江先生的八名亲传弟子仍保留着一个习惯，遇到星期天得空，就去看看老师，带着自己的作品，去聆听老师的教诲。周建国颇为感慨：“我们一直是幸运的，至今还有老师耳提面命，但今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会越来越少，终究会再也无人指导我们了。”
1959年，江成之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他的特长后，便请他在工余之时能去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而他开始的几名弟子，就是在那时拜入门下的。
星期天聚集在老师家切蹉印艺的一幕幕，在弟子心中留下永远的温馨。1968年，李文骏第一次见到老师江成之时，是“一位戴眼镜，着蓝中山装，儒雅的中年人”。他仔细看了李文骏带来的习作，鼓励说：“不错，不错。”那天，江成之没有坐18路电车回家，而是和李文骏一路走一路聊，到了合肥路黄陂路口，他说：“小李，你已经认得我家了，星期天上午可以来。”
逢节假日，江成之拿出收藏的旧谱，让学生们大开眼界，他屡屡强调以秦汉印为师，学生之间的风格也要拉开，不要被老师所束缚。他说：“你们临我的东西，只能永远跟在后头，没有出息的，要从传统里面去学习，才有前途。”他对基本功的要求特别严格，告诉弟子们，所谓“神似”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是要具备了一定的功力之后才可为的；在尚未达到“形似”的前提下去勉强追求“神似”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所以初学篆刻时，先追求“形似”是一条必由之路。李文骏记得，当时描摹印谱，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天下班回家随便吃上几口饭，就开始双勾，一直弄到十二点以后眼睛吃不消了才睡，平均每天花的时间总要有五六个钟头。
张遴骏是1971年加入上钢三厂刻印组的，他回忆说：“这个刻印组在上海很有名气，因为有江成之先生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很快我们便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弟子。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拜师仪式，只是在刻印组活动时请江先生改改印稿，活动结束与他一起坐轮渡下班。过了一段时间，江先生叫几个学生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地拿出了他珍藏的印谱，教大家用毛笔双勾的方法勾摹印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像当年的他一样，四处勾摹过眼之帖，然后剪帖成册，互相交流研究，获得进益。”
如今周建国在收徒时，也仅以简单的鞠躬、奉茶来完成收徒仪式。因为他谨记老师收徒时的教诲：“我们拜师时都没有磕头，现在这几个头还欠着，所以也不要求弟子们磕头。就算是要磕头，也是向传统艺术磕头，要有敬畏心。”
一方无法完成的印章
在谈起自己的艺术成就时，江成之曾经说过：“我为人平和温敦，甚至谨小慎微，从不做出格的事。因此，我的篆刻风格，以稳健工致为主。50年来，我恪守自己的艺术信念，甘愿背‘保守’的黑锅。”
也有篆刻界的人士认为，江先生一脉守成有余，但创新不足。对于这样的见解，江成之的侄子江宏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叔父篆刻艺术的精进精神，就在于知传统之义，承传统之美，传传统之道，发传统之威，使之生生不息。说到底，‘守成’需要有超常的勇气，需要有不计毁誉的态度，需要有对历史、现时和未来负责的心胸。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守成’是在使用过去，而不是重复和照搬过去。应用即创造。”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篆刻先前寄托于领袖诗词、革命文件等载体，还可以公开发表，后来连“隶书”也有“四旧”之嫌，让人举步维艰。为了夹缝中求生存，为了艺术的延续，一大批名家都开始刻简化字印章。什么都不能做，那就做别的，总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文革”后期，篆刻艺术忽又被重视，且提倡用简化字入印，江成之回顾这段时期的“创新”，感受很复杂。“古为今用”传播篆刻艺术是好的，但也有坏的影响。“简化字入印历史上早有过，但终因艺术性不高，‘味道’不浓，未能成为篆刻创作的主流。简化字在造型上缺乏篆字的图画装饰美，笔画、章法较难安排；加之其入印实践少、成熟经验少，和有着数千年历史渊源，无数代人积累起来篆字入印的丰富经验无法比拟。”
还有一件事，同样能体现江成之身上“守成”与“创新”两股观念的激烈交锋。
20余年来，江成之一直在心中打一个腹稿，刻一方“中流砥柱”的印章。古往今来，黄河三门峡的中流砥柱，都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虽然他此生再也无法拿起刻刀，但这四个字却在他的意念中反复刻了无数遍。老人说：“这四个字我想了20多年，还没有想出满意的摆法，我没有刻出来，希望下一代人能完成它。”
而在刻法上，专研了一辈子“浙派”的老人，却希望用“皖派”邓石如的写法。可见在他生命的任何时刻，都在寻求艺术的突破。这份对艺术的执著，已无法用简单的词语来定义。
在从艺40年之后，江成之的艺术生涯终于等来了高峰。1983年，由上海《书法》杂志主办、苏州艺石斋和上海西泠印社协办的“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开始，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全国性的篆刻大赛。在全国十名一等奖中，他创作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印，得到了评委的全票通过。
至今，有人问他最得意的印是哪一方时，江成之还是首推“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不仅是他技艺和理论上的巅峰之作，更重要的，他将这次获奖作为人们对他40多年来对篆刻艺术探索的肯定。
江先生的堂号名为“亦静居”，单单一个“静”字，就太合斋主的品性了。这种“静”已经深深地与他的人结合在一起，是自表象渗透到内心的，表里如一的。静思默想，心手合一，虽然他自己沉默寡言，但经他手出世的一万方印章，却说出了他内心的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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