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一个合法身份等了13年普遍面临资金技术缺乏等问题
浙江在线05月20日讯 前天，浙江第一个正式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草根组织——“绿色浙江”在杭州诞生。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大名鼎鼎的民间环保草根组织，其实早在13年前已经创立。
“13年来，为了获得一个合法身份，我们不停地奔走呼号，很不容易。”“绿色浙江”总干事忻皓，回首往事，语气激动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大众普遍焦虑环境生存状态的大背景下，浙江的民间环保组织正风起云涌，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但是，这些草根“环保NGO”(环保民间社团)，在发展的同时，却普遍面临取得合法身份难、资金缺乏、人才和技术匮乏等各种成长的“烦恼”。
聚焦
前天，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低碳科技馆大会议室内，来自企业、学校、传媒、民间社团等知名环保人士，济济一堂，为“绿色浙江”庆生。
在苦苦奋斗了13年后，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简称“绿色浙江”)最终获得合法身份。“绿色浙江”总干事忻皓告诉记者，“环保NGO要取得合法身份很难。”
13年前，当“绿色浙江”会长阮俊华还在浙江大学环资学院当团委书记时，当时还在读大一的忻皓，就和同学发起了一个名为“千年环保世纪行”的活动，骑自行车2000余公里环浙江宣传环保。半年后，阮俊华跟忻皓开始筹备浙江省首家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
办了两次活动后，阮俊华、忻皓等人发现，没有独立财权很麻烦。于是，申请注册协会的要求，愈来愈急迫。
10个月后，协会终于得到共青团浙江省委主管省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团干部们的支持和认可。最后，这家浙江最早创立的协会，创造性地以“专业性”青年志愿者团体的名义，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成为浙江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绿色环保志愿者分会，简称“绿色浙江”。
由于只是二级协会，而非法人团体，同时也考虑到协会财务规范等问题，从2003年起，“绿色浙江”的财权就逐渐由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统一管理。这下，一些棘手的问题又凸显出来。
“财务流程十分麻烦。”忻皓等人回忆，当年，自己去拉来的环保活动经费，等到搞环保活动要用时，却无法由自己说了算。
2010年，他们成功说服杭州市环保局。在该局大力支持下，成为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经多方面努力，他们也获得了在杭州享有免税待遇的社会团体之一。
但是，忻皓等人希望为“绿色浙江”谋求一个相称的发展空间。其间，他们曾经找到浙江省有关部门。“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绿色浙江的活动，但是一谈到注册，就基本上没有明确回音了。”忻皓回忆。
最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了浙江省科协副主席章丰。章丰当即答应努力想办法帮助“绿色浙江”解决身份问题。
今年3月21日，“绿色浙江”收到了浙江省科协发来的《关于同意筹建绿色浙江科技文化促进会的批复》。4月16日，“绿色浙江”正式获得浙江省民政厅准予筹备社会团体决定书。
“历经13年的修炼之路，绿色浙江终于‘修成正果’。”“绿色浙江”创始人、浙江大学阮俊华老师兴奋地说。
如今，阮俊华的名片仍是一张裁剪出来的废纸，但是他的身份跟13年前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他，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一位环保人士告诉记者，除了浙江的开放风气外，“‘绿色浙江’能注册成功，跟阮俊华的带领有很大关系。”
其他的一些环保NGO，却没有“绿色浙江”的幸运。温州“绿眼睛”理事长方明和坦言，“绿眼睛”的业务范围已经涵盖杭州在内的浙江多个城市。近年来，为了发展需要，“绿眼睛”一直想申请省级组织，却一直申请不下来。
目前，在国际上知名的温州“绿眼睛”，仍然是在温州市民政局注册的一家市级社会组织。
今年，旨在治理水污染的“清源行动”，在杭州风生水起。然而，举办这个活动的“爱绿”机构，却一直注册不下来。
“社团组织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家非法机构。”方明和感慨地说。
环保NGO取得合法身份难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浙江。据介绍，江苏等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环保社团，有些至今仍是“非法机构”。
困惑
要取得一个合法身份很难
不少环保NGO至今都是“非法机构”
除了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外，不少环保NGO同时也普遍面临资金匮乏等问题。
“绿眼睛”去救助野生动物，需要出动救护车、专业人员，把野生动物救回来，还要提供场地和饲养经费等。
“其他除外，仅仅2个救护员、1名兽医在内的6个专职人员，我们一年就要付30万元工资。”方明和告诉记者， “光有激情和理想，没有柴米油盐，NGO靠空气做事情，是不可能做长久的。”
为了维护运营，“绿眼睛”想尽办法。5年前，一家美国华人基金会，每年为“绿眼睛”提供约40万元的活动经费。
运营资金缺乏，并不限于“绿眼睛”。“绿色浙江”总干事忻皓坦言，“我们一年至少要拉112万元经费，才刚刚保本。”
包括忻皓在内，“绿色浙江”共有9名专职人员，其中2名由协会自己掏钱，其他7名都是想办法通过找企业支持，才能支付他们的工资。
忻皓等环保NGO负责人一致认为，企业资助环保NGO，一般都是短期的，无法可持续发展。
此外，一些环保NGO还面临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绿色衢州”的负责人董政告诉记者，我们去污染企业取证的时候，往往遇到技术滞后等问题。“由于技术问题，我们发现了某条河流发黑发臭的现象，却无法确定哪一家企业是污染元凶。”
对此，有专业人士认为，一些政府部门对环保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存在“怕添乱、惹麻烦”以及重管理轻发展、重限制轻扶持的思想，缺乏积极主动促进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热情。
一些企业，尤其是污染企业担心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对其监督的力量加大，怕增加成本，影响发展；公众对环保民间组织了解还不够深，环保志愿服务的意识还很淡薄。
因此，导致了对环保民间组织作用的认识不到位，影响其生存和发展。也为其开展活动、吸引人才、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带来了困难和阻力。
一些部门存在“怕添乱、惹麻烦”思想
环保NGO很难得到资金、技术等扶持
所幸，一些环保NGO正挖掘自身潜力，试图解决自身面临的困境。
今年6月，“绿色浙江”计划在下城区的东新街道开设“绿滴慈善商店”。
昨天，忻皓从黑色的大布包中，取出一些小东西，有制作精美的竹筷子，有漂亮的雨伞，还有LED手电筒。“我们将在慈善商店中卖这些绿色产品，所获经费再供给协会所用。”
而方明和认为，未来，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环保NGO购买服务。“政府的管理往往比较简单，而民间社团有活力有创意，能够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
政府购买环保NGO的服务，在其他省份已多有成功先例。自2000年，政府购买环保NGO的服务在上海最先产生后，北京、深圳、广州等地也纷纷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领域涉及医疗卫生、教育、计划生育、就业培训和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
去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在其发表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2)》中说，“中国的环保组织，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
对此，忻皓很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浙江的环保NGO同样也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也在困惑，每次事情都在选择，应该怎样正确地去处理。”
不管怎样，浙江的环保NGO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的环保NGO有30多家。
“绿色浙江”会长阮俊华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坚持梦想和环保精神，环保NGO的春天终会到来。”
有政府支持和大学生等的热情参与，相信环保NGO的前景会非常好。目前，浙江的高校有很多环保社团，我们未来考虑的是该如何整合这些资源。
另外，大学生环保社团普遍面临经费紧缺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网上开展盘子、筷子等小东西的义卖，希望为环保公益活动筹集更多的活动经费。
同时，有专家认为，环保NGO独立性越强，才越有能力与政府合作。如果NGO丧失了独立性，政府也不会与他们合作了。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是与政府的隔离。独立性主要是合作中对NGO原则的坚守，而不是对合作本身的逃避。
应对
以政府采购方式向环保NGO买服务
发挥民间社团优势弥补政府管理不足
来自太湖文化论坛的声音
前几天我去国外一所大学访问，正巧遇到一家NGO组织牵了一头驴子，在大学校园门口抗议搞动物实验。
这是一群民间环保人士，他们积极地帮助社会去做环保公益事业。相比政府的简单管理，这些民间社团自发地投入到公共环境保护中，对政府管理是一种更灵活的补充。
不过，社会组织是一个有系统和管理的体制，但中国这套系统和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中国的环保NGO，要适应中国社会的进程，相关部门要积极地引导和推动NGO。
同时在推动过程中，应当既积极又稳妥，一旦失控，就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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