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新中国“第一居委会”报道后续

　　第1阅读

　　 浙江在线11月10日讯 杭州上羊市街居委会的第一任主任和副主任找到了！

　　当记者在江城路小剪刀弄找到83岁的陈福林老人家时，他正和一帮老邻居搓着麻将。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老人家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是：身体很好，嗓门大，记忆力好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当听到记者告诉他，还找到了陈道彰的时候，他下楼梯的速度快得连记者都差点赶不上了。

　　随后找到的89岁高龄的陈道彰听说早报记者要接陈福林老人过来，让他们叙叙旧，兴奋不已。等待见面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询问：“陈福林今天过来吧！”两个人的上一次见面是在15年前，那时候陈道彰刚刚退休。

　　“就是那天的居委会选举，让我们两个成了工作伙伴，并肩工作了18个月。”健谈的陈福林给记者历数了他们两个人的交情。

　　两个人的回忆显然比一个人的更加丰富，老人互相提醒着，补充着，渐渐给记者勾勒出了当时上羊市街居委会建立前前后后的整个轮廓。

　　三轮车夫当上主任全靠居民投票

　　——陈福林的回忆

　　我当年在杭州最著名的三所小学之一的同轨小学念书。跳了一级，升了一级，三年就算初小毕业了，成绩很好，从来没有跌出前三。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我就和家里人开始逃难。

　　那个时候有本难民证，其实跟要饭的一样。21岁终于回到杭州,开始做起人力三轮车车夫。

　　选居民委员的时候，因为他们说我忠厚，也敢说话，没多久，经过工友和周围群众的推荐，我成了候选人。

　　选举是在1949年10月23日晚上7点半到10点举行的。当时有200多个人参加，包括原来28个保的保长。主持选举的是上城区区长田奎荣，共有21个候选人。

　　每人发一张纸，上面写上21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在场的所有人选自己中意的人当新筹建的居委会的干部。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更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选举中得了200多票，高票当选了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

　　整个选举过程确实很民主，所有都是按规矩来的。我这个主任，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背景，完全靠投票选出来的。

　　当田区长宣布选举结果后，田的秘书，姓秦的一个军官拿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要求原来的保长交出他们的印章。(陈福林边说，还边站起来，掏了一下自己的腰间，模仿秦秘书掏枪的动作，“啪”的一声，)这下，28个人就乖乖地交了出来。

　　我们的居委会是杭州第一个居委会。选举出来后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不光当居委会主任，还兼任了杭州市上城区第二消费合作社主任兼经理。这个合作社当时主要是为平抑粮价办起来的。

　　1952年6月后陈福林没再继续当居委会主任，相关职位也都辞掉了。1959年9月之前，他在杭州一家剪刀厂工作，后来转到铁路第三运输公司，直到退休。

　　发挥经济特长办好合作社

　　当时我和福林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我刚刚从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参加工作不久，被推荐参加了居委会成员的选举。

　　对于这个推荐，我还是感到很激动的。在候选人的名单上，紧紧排在陈福林的后面，最后也是以十多票的差距，当选为副主任。我们两个是领导小组里，年纪最小的。

　　我爷爷曾在胡庆余堂里做账房先生，父亲解放前又是杭州商务会的会长，难免会有些家庭影响。按照现在的话说，是比较有经济头脑，所以我当上副主任之后，也是具体抓合作社的事物。(陈道彰在给记者描述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两只手很形象地作出一个“抓”的动作。)

　　为了给居委会范围里的居民，同时也是合作社的社员提供生活保证，居委会领导第二合作社设立了很多的机构，向居民提供生活物资，主要是粮食。陈福林还在做主任的时候，我们一起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在中山南路，后来他离开了，我继续在居委会工作，在望仙桥那里，办起了一个粮食加工厂，为当时的社员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在居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各项工作都刚刚展开，大家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想要把工作做好，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去。这也是献身革命的一种方式。后来时局比较稳定了，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学习或者读报的活动，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陈福林退出居委会后的一年多之后，陈道彰也离开了居委会和合作社的工作岗位，到上海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一教就教到退休。和一直住在上羊市街没有离开过的陈福林不同，陈道彰直到退休才从上海回到杭州，又住回了原来的上羊市街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