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独鹤

　　 (1889～1968)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笔名独鹤。桐乡人。著有长篇小说《人海梦》、《独鹤小说集》等。

　　 “独鹤”这名字，听着有点奇怪。文人墨客以“鹤”为字号的原是不少，像蔡元培字鹤卿，元杂剧家乔吉号鹤笙，《声律启蒙》的作者车万育号鹤田，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子冒广生字鹤亭等，都很风雅，“独鹤”却透着股凄苦。原来这是严独鹤早年丧妻后才自取的号。严独鹤是桐乡人，别号很多，但广为人知的还是这一个独特的“独鹤”。严独鹤后来娶了新太太，朋友劝他把“独鹤”改掉。但“独鹤”两字已是“著名商标”，在上海滩上，《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与《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周瘦鹃都是报界名人，人称“一鹃一鹤”，严独鹤就不想再改了。据说他手上一直戴着三个戒指，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蓝宝石戒指，右手的小指戴着赤金戒，是作图章用的，右手无名指戴着个赤金戒，是纪念他早逝的夫人的。那两个戒指偶尔也换作别的戒指，但那个纪念戒却一直没换。

　　 严独鹤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邀请张恨水写《啼笑因缘》的事。当时上海与北京形成了两大文人圈子，人称“京派”、“海派”，互相之间瞧不起，“京派”作家也无法打入上海文坛。1929年，严独鹤带着南方新闻代表团访问东北，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听到张恨水的连载写得特别好，找了几本小说来看看，觉得确实不错。就在上海、北京新闻界联谊会上找到了张恨水，请他为《新闻报》写连载，张恨水自然一口答应。但严独鹤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约稿，还指点张恨水如何投上海人之所好。他回到上海后，专门给张恨水写了一封信，对连载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太长，上海人生活节奏快，没有耐心看长小说。二是要有一点噱头。当时上海市民中有股“武侠热”，这个噱头就是武侠，“如缺少豪侠人物，对读者的吸引力会减少”。于是张恨水特意在《啼笑因缘》中加了关寿峰、关秀姑这一对侠客父女。北方作家在上海写连载，张恨水是第一个。《啼笑因缘》一炮打响，张恨水由此成为最走红的通俗小说作家，严独鹤对此也非常自得。他在三友书社版《啼笑因缘》的序中写道：“在《啼笑因缘》刊登的第一日，便引起无数的读者的欢迎了，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上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了小说的新纪录。因为我恭任《快活林》的编者，《快活林》中有了一个好作家，说句笑话，譬如戏班中来了个超等名角，似乎我这个邀角的，也还邀得不错哩。”

　　 旧上海的报纸副刊，风花雪月的味道很浓，严独鹤却在《快活林》副刊上开了个《谈话》专栏，点评时事，针砭时弊，他亲自操刀，一天一篇，深受市民欢迎。到了后来，如果有一天没看到《谈话》，就会有读者打电话来问，以致严独鹤不得不在报上发启事，说明不能一天一篇的“苦衷”。这样的“苦衷”，大概是每个专栏作家梦寐以求的吧。严独鹤的时评，既尖锐泼辣，又幽默风趣，亦庄亦谐，读者大呼痛快，被讽刺者则啼笑皆非，所以当时人称他是“庄谐并妙之老手”。

　　 “庄谐并妙”这四个字，在我看来几乎是写时评的最高境界了。北洋军阀徐世昌当选“大总统”，他讽刺这是“徐娘半推半就之姿态，未必能博得人又惊又爱也”，以致《新闻报》的董事长看了特地从北京写信给他，说这样有“侮辱元首”之嫌。袁世凯称帝时，他讥刺这是“沐猴而冠”。其实严独鹤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是很要好的朋友，严独鹤不断在报上抨击袁世凯，袁克文怕他老子看了生气，就把《新闻报》等报纸藏起来，同时仿冒《新闻报》、《申报》等大报的报头，每天印刷一批假报纸给袁世凯看，上面连篇累牍都是拥护袁世凯的文章，署名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当然也有严独鹤的大名。据说袁世凯看到“严独鹤”的文章，很高兴，居然对袁克文说，你这个朋友很不错嘛。

　　 严独鹤的时评，还为他招来了一场哭笑不得的“袭击”。一日他上班刚到报社门口，突然旁边窜出一人，举刀便刺。严独鹤急忙闪避，还是被刺伤了头颈。门房立即把此人扭送警察署。一番审问下来，此人却与严独鹤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过节。但他看到严独鹤的文章，往往触及自己内心深处种种不为人知的隐秘，惶惶不可终日，从而认定严独鹤有“妖法”，能看到自己的内心，只有将他杀掉，自己才能安宁。看来严独鹤时评有点像算命先生的话，虽然是泛泛而言，每个人却都觉得说的是自己。

　　 严独鹤的为人与他的文章一样，也是“庄谐并妙”。他很喜欢京剧名旦荀慧生的戏。荀慧生艺名“白牡丹”，严独鹤就拉了一帮名流，成立了一个“白牡丹社”，自任社长，为荀慧生捧场。说起来，现在风行的“粉丝团”、“后援会”，还是80年前严独鹤就玩过的。有一次，严独鹤去看望一位写白话诗的朋友，朋友不在，桌上倒是留着一首未完稿的《咏石榴花》，上面写着：“越开越红的石榴花，红得不能再红了。”严独鹤不禁失笑，续了两句：“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