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京、津、沪、杭和温州等城市45万知青如大潮般涌入黑龙江垦区，以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开发建设北大荒，写下了黑土地上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40年过去了，当年的温州知青大部分已返城回乡，至今还扎根在那里也为数不多了。

　　 推荐阅读

　　 瓮安死亡女孩叔叔曝曾遭黑手围殴

　　 瓮安现场目击者称有人用哨子指挥

　　 少女第三次尸检结果数天后将公布

　　 矿产争夺较量是蒙古爆发动乱诱因

　　 张家界发生液化气爆炸案12人受伤

　　 我市对“双超”项目开展专项检查

　　 其实屯兵北大荒历史悠久，早在1958年我国已有十万官兵脱下军装推进北大荒，成了北大荒开发史上除知青支边之外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离队北上，风餐露宿，垦荒建场，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些走向荒原的官兵当中参军前是不少大学生，他们有的来自北京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同济、复旦和浙大、武大、川大等重点大学。这些大学生出身的军人，为开发北大荒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已被载入史册。今年正是他们进军北大荒五十周年。

　　 这一批的官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位温州人，他叫郑加真，在北大荒已经半个世纪了。

　　 郑加真1929年11月出生于温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全家从温州迁居上海。在上海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194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51年参军抗美援朝中参军，先后在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军委空军司令部任参谋。1958年3月，随10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历任农工、副队长、宣传干事、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农垦史志办主任。1993年退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编审职称。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北大荒作协名誉主席。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江畔朝阳》、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炼》、《崛起》、《中国东北角·拾遗》、《北大荒六十年》。他的纪实作品填补了北大荒长篇纪实文学和北大荒史学上的空白，被媒体誉为“雕塑在历史丰碑上的英雄群体”。2006年郑加真荣获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初夏的哈尔滨，天格外蓝，阳光格外亮，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晶莹透明的。满街的丁香花开得正闹，城市里处处弥漫着春天的信息，令人如痴如醉，飘飘欲仙。

　　 在去郑加真家的路上，不时还可闻到丁香花的清香，那是个新建住宅区，环境幽美。郑加真离开故乡已经七十多年了，看上去就是一位地道的东北人，白晰的脸虽是江南人的肤色，可是北大荒风雪的刻划已经留下印痕。他中等个儿，圆脸，仅后脑勺还有几许稀疏的白发。他的温州话早已留在了儿时的故乡，惟一能说的也只有“信河街”和“沧河巷”六个字。那是他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也是对温州的惟一记忆。然而，与他说起温州时他眼睛里却闪动着光彩，十分的幸福，十分的眷恋。此时此刻，他家的客厅里洋溢着浓浓的乡情。

　　 新婚别妻赴北疆

　　 金：今年恰逢您随10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50周年。五十年来您扎根黑土地，为祖国的边疆建设贡献了青春年华，成了温州人在北大荒的最后守望者。您还记得当年进军北大荒的情景吗？

　　 郑：那是1958年3月24日，我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疆——密山县城。

　　 这时的密山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刚下火车的转业官兵有的还来不及摘下肩章和帽徽，就由各农场开来的卡车接走。当晚，我们来到了八五六农场的新建点。一百多名转业尉官的行李、箱笼都堆放在屋外的雪地上，大家挤进仅有的两幢大草房里，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着。房中是泥土地，两边各用树枝长长地堆成两排，这就是床。即便是如此不成为床的床也不很宽裕，排长以手代尺，将每人的铺位限制在大约45厘米宽。

　　 这一夜，我是棉大衣裹身，皮靴未脱，皮帽没摘，再盖上厚厚的棉被入睡的。屋外寒风呼啸，达到摄氏零下20多度，简陋的房子四处透风，室内温度也在零下。第二天早上起来，墙上、顶篷、棉被头，甚至人的头发、眼睫毛上都挂了霜花。

　　 从这天开始，我的身份从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一下子变成了国营八五六农场三分场一队的普通农工。

　　 金：您到北大荒之前是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参军的，当时是抗美援朝吧？

　　 郑：是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时我已经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了三个学期，学校号召在校学生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顿时，校园里沸腾了，我也是热血澎湃，激情满怀。我们宿舍7名同学，除一位是独子犹豫外，其余的都报了名。可是我没有告诉双亲，直到批准入伍了，才告诉家里。惶惶不安的父母赶到学校，含泪挽留，但我还是毅然登上北去的列车，参加了短期的军事训练，跨过了鸭绿江……

　　 在朝鲜战场，我任志愿军空军司令部通信处见习参谋。由于通信处从事的是无线电、有线电、雷达和导航等工作，而我学的是中文，对这些技术工作掌握起来确实不容易。不过，我请教当时从交大、同济大学参军的理科同学，拜他们为师，边学边干，创办了《空军雷达工作汇辑》。这3期油印刊物发给空军各作战部队，起到了交流作战实践经验的作用。这个刊物的效果很好，被军委空军司令部领导看上了。1952年夏天，上级来了调令，我便来到首都北京，创办了《空军通信工作汇辑》，共出版24期。这可是新中国空军第一本通信刊物。

　　 五岁离温去上海

　　 金：那您是考上复旦大学，然后从上海参军的吗？您的老家在温州什么地方？

　　 郑：说来话长啊！听父亲说，他出生在永嘉县一个名叫郑家山(现属瓯海泽雅镇)的村子里,那是一个穷山头,祖祖辈辈靠种红薯、编织土布腰带、砍伐木材进城卖,来维持生计。父亲原名郑岩松,上学后改名郑胜夫。他靠助学金念完高中,毕业后只身到上海闯荡。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搞校对,后考上了上海邮政总局。几年后,当我五岁时，他把家从温州搬到上海，我随母亲和姐妹来到了上海。父亲的家乡观念极重,在家与母亲、对子女都讲温州话。每年春节,全家必定享受温州传统的分岁酒，老家捎来的松糕、糖糕、鳗鲞、酱油鸭……加上母亲的好手艺,真是佳肴满桌、色香味浓了。

　　 1944年，我15岁在上海教会学校初中毕业，正碰上日本鬼子占领上海。父亲让我护送母亲和两个妹妹逃难回温州乡下。当时沪温之间不通轮船。我们搭坐一艘木帆船在海上漂流了25天，才驶进了瓯江口。当我登上温州码头,饿得站立不住,骨瘦如柴,满身爬满虱子,心里却涌出一股暖流：温州,我回来了……从此,温州的乡情和亲情扑面而来：株浦大伯家的乡居生活,五马街的繁华,瓯海中学(温州四中)高中一年级的寄读,沧河巷附近“鹿芝堂”中药店楼上的蜗室,以及在表兄陪伴下走了几十里的崎岖山路,通过天长岭的峭壁小道,终于来到了魂萦梦绕的郑家山。一年后,日本投降,我又离开温州，护送母亲和妹妹回到了上海滩。因此，我是在上海完成中学学业，考上复旦大学的。

　　 金：经历的坎坷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对于作家更是文学创作十分重要的素材。您从年轻时起就经受了跌荡起伏的波折，您在北大荒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龙江畔》是您的经历给了您创作灵感，还是其它原因激发了您的创作激情，其中有故事吗？

　　 北大荒创作源泉

　　 郑：记得我刚来到北大荒开荒建点时，一天在割羊草时不小心将镰刀在自己的小腿肚上划开了一寸长的口子，只得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后来我跳出了一个念头：将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几个月来拓荒生活的情趣和感受写在了信笺上，寄给在北京的妻子，让她誊清寄给刊物。没想到，《新观察》很快刊登了我的处女作。就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将我推上了书写北大荒的道路。1960年，我开始从事《北大荒文艺》编辑工作，分居两年的妻子从北京调到北大荒与我“同甘共苦”了。

　　 1962年我们一家从虎林调到佳木斯，《黑龙江畔》就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的，1964年25万字的初稿完成。那时长篇小说不多见，被前来组稿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看中，还请我到上海修改稿子，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当书清样出来，准备正式出版时，“文革”爆发。不仅书出不了，我还成了“反动文人”，再次“下放”，全家迁到生产队。到了“文革”后期，我又被召回上海，再次修改稿子，《黑龙江畔》改名为《江畔朝阳》，1972年终于出版，先后14次印刷总印量超过了百万册。日本翻译家岛田正雄、伊藤克将书译成日文,改名为《北大荒赞歌》，在日本发行。可是此书是在“文革”中出版，明显地打下了时代烙印，在我看来是块“废砖”。

　　 金：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地留下那个时代的印痕，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要求作者超出这个局限。只要出于作家的真诚，忠实于当时的生活并真实地记录，我想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您觉得自己哪部作品比较满意？

　　 郑：满意的作品应该说还没有吧，不过经过反思，后来的几部作品还有点价值。1978年我担任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组织上指派我负责全垦区的编史修志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我在百部农场史的基础上，主编了《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历时十载，七易其稿，终于获全国志书评比一等奖。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开掘尘封的历史，收集了60年来三代北大荒人前赴后继、将漠漠大荒建成现代化“中华大粮仓”的无数珍贵史料。通过采访查询，我们还找到了毛泽东为北大荒的题词：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从而大大丰富了北大荒的史料。

　　 1993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接着完成了10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东北角》的三部曲——《苏醒》、《磨炼》、《崛起》。这三部曲以史笔形式描写了北大荒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反映了北大荒人创业的艰辛和历史贡献。因此有人称是“史诗式作品”。后来又出版《中国东北角·拾遗》。去年又出版《北大荒六十年》。这6部纪实文学作品先后获多项奖，并被《中外书摘》《畅销书摘》《读书》《文汇报》《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北大荒六十年》将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大型纪录片。

　　 难忘爱妻的情谊

　　 金：您的写作黄金期还是您退下来之后。这是您人生之大幸，因为遇到了研究、写作的较前宽松的环境。

　　 您在北大荒经历了许多的磨难，特别是在基层农场工作，也正是温州知青赴北大荒支边的时候。你们农场有温州知青吗，您与他们有交往吗？

　　 郑：真可惜，没有。1969年夏天，我被下放到地处嫩江县的尖山农场七队(当时叫兵团五师49团7连)当“副连长” ，妻子担任女工班长。连队有一百多名来自京津沪哈的知青，我也曾经留意过温州老乡，就是没有温州知青。在连队小学上学的孩子的老师也是知青，因此我家就成了知青们的聚集地，欢声笑语中我们体验到了人间的温暖。我后来调回农垦总局，才认识了几位当时没有返城的温州老知青。

　　 金：在刚才的交谈中，每当您提起自己的爱妻，我发现您的眼睛里洋溢着幸福、甜蜜的光彩，从中我读到了你们情深谊长，相濡以沫的情感。年轻时的夫妻恩爱是浪漫，年老时的恩爱是美丽。您能说说你们的美丽吗？

　　 郑：我的妻子——刘安一，新中国成立初她是重庆的一名高中生，抗美援朝参的军，也曾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俩在部队由相识、相知而相恋。

　　 1960年春节刚过，妻子从北京调来北大荒。从此，妻子陪伴我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细长的北大荒小路，风雨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