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录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温州柳市镇商人郑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他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密谋反革命，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机倒把”———这个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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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柳市镇至少有8个像他这样的商人以同样罪名遭受打击，由于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等，所以当时通称为“八大王”事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获刑7年。“机电大王”郑元忠在逃亡一年多后，回家不久被抓获。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但也一度让外界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忧虑。郑元忠是“八大王”里继续从事商业的少数者，他在取得进一步成功后，39岁入读温州大学，后创办庄吉集团，成为商界风云人物，还是温州政协常委，荣誉接踵而至。

　　 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政治上终占重要一席的人物，郑元忠的命运转折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用他的话说是，“我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温州八大王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旧货大王”等。在198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八大王”均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遭受打击。

　　 根据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的回忆，“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里面没有“机电大王”郑元忠。按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胡万昌后来的说法是，郑元忠就是“八大王”之一。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坏的人大、政协制度在这一年得到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

　　 打击走私到批判开放

　　 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书记处率先派员到广东浙江等地部署行动其时，随着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现象猖獗，广东一些县市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聚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部署行动。

　　 2月11-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会议指出，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会议不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反对，印发了针对特区工作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谷牧后来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座谈会上，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随后，在1982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决定》确定了打击对象，并指出，对于虽不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但确实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员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处。

　　 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

　　 柳市镇是温州民营经济发源地，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温州可谓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少人多，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商，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这里还是中国最早的包田到户所在地，比安徽小岗村整整早了22年，但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很快扼杀。

　　 乐清县柳市镇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冒出的私营电器商被当作“投机倒把”的重点对象，很多人转向地下生产。改革开放后，这些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有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员达数十万之众。

　　 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说，那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主办的刊物《温州工作通讯》，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材料，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上到下对乐清的看法。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据说，他下车伊始，首先来到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连正德说，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1982年的柳市，还是一派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园风光。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我在家里7个小孩中排行第五，从小家族里就说我聪明，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尝试一下。”他对红色政权曾激情满怀，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人海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但后来，他挖起了“社会主义墙角”，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

　　 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工厂里有4万种螺号，比上海最大的国营标准件公司还多2万，据说，这家公司的最后倒闭和刘大源的冲击有关。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工作组进驻柳市。

　　 “八大王”多人相继被抓

　　 罪名是投机倒把，郑元忠为“避祸”一度走上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潜回家中即被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6月17日，在柳市镇工商所，对郑元忠的审查已进行到第29天。郑元忠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他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郑元忠趁机溜回家，他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当天深夜，警察光临他家，扑了个空。但是，其他“大王”大部分被抓。“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家正为小孩洗脚，几个人找他去一家旅馆谈话，结果被关押在此。“供销大王”李方平被抓的理由只有一条：“将军也没有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因为他盖了一幢有围墙、有铁门、有庭院的四层别墅。

　　 柳市首富胡金林虽然补上了6万多元税，但被告知“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他于是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准备好的各种证件出逃。两年多后，他以为风声已过，回家即被抓捕。刘大源是“八大王”里唯一成功逃脱的人，他逃跑时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省委工作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最后，在省委工作组的坚持下，“八大王”里被关押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处理，“旧货大王”王迈仟最重，判刑7年。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因为在“八大王”事件处理上与省委工作组对抗，乐清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几名主要领导都被免职，直到1987年才平反。

　　 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他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春节很快就要到了，一天，他听到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播送中央的最新一项政策，说的是搞活农村商品经济。“我感觉跟我这个有点对上了，我可能很快就会释放。”郑元忠紧盯着看守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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