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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杭州1月25日讯(帮女郎 丁晓虹 王黎婧)“红绿灯的设置不仅仅是交通问题，更是体现了政府的管理水平。”从2003年起，吴伟强一直开车上下班，对于杭州的“堵”他是身有感受。

　　作为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在开车时经常和“堵”较真，他发现有时候这“堵”是人为的。为此，他和学生们一起花了半年时间蹲守杭州各个路口，计算一辆辆车的拥堵时间，测算红绿灯变换的时间。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吴教授在民进省委会的帮助下，把一份《关于进一步优化我省城市交通管理的建议》提交到了省政协会议上。民进省委会表示，这样的调研成果正是他们作为政协委员要呼吁并为之努力的建议。

　　杭州红绿灯要比国外多好几倍

　　在调研的过程中，吴伟强发现，杭州红绿灯设置得太密集了。文一路丰潭路口到上塘路口，总长5000米，设了14组红绿灯，平均每隔357米一组。德胜快速路下沙九堡段仅9700米路段上，设了30组红绿灯。留和路北口至浙江科技学院留下校区的3800米路段，设了14个红绿灯。浣纱路庆春路口至西湖大道路口，不过1500米，却设了11组红绿灯，如果运气不好，每开136米，就得停下车来等红灯。

　　而更令他吃惊的是，之江路上的九溪公交站出口处路段，短短10米距离，设了两处信号灯。

　　据吴伟强统计，截至2009年2月，杭州市区共有1009个信号灯，其中支队电脑控制的SCATS系统信号灯路口共377个，父子灯路口127个，单点信号灯路口505个。

　　“和国外相比，我们这座城市的红绿灯的数量多出好几倍，有些路口甚至有三、四个红绿灯。我到过曼哈顿，那里有些路口只有一个信号灯。”吴伟强认为，过多的红绿灯设置就会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容易堵车，造成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和机动车损耗，“这与现在提倡的科学节约的处事方式完全是背道而驰。”吴伟强说，红绿灯设置得过密会直接降低生活品质。

　　右转弯的箭头灯应视路况再设

　　根据吴伟强的调查，很多流量大的路口，每组灯都有左转、直行、右转等的功能，“但实际上，是不是每个路口都要有这么多的信号灯呢，尤其是右转弯的信号灯。”吴伟强说，杭州现实的情况是在车流量少的路口和没必要设置箭头灯的支路路口，都不顾道路条件设置了箭头灯。

　　“箭头信号灯有点泛滥，特别是右转箭头灯的普遍使用和不合理使用(比如丁字路口)，严重阻碍交通运行。”吴伟强举例说，比如莫干山路和天目山路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潮王路和绍兴路由西往东方向，原先都是没有设置右转弯箭头灯的，“但现在都安上了，明显感觉堵了许多。”吴伟强说，就在杭州的相邻城市上海，很少有这样的箭头灯。

　　信号灯的设置体现政府的管理水平

　　“信号灯的设置并不是一件小事。”吴伟强认为，城市交通设施的不合理配置和管理，及其所导致的诸多负面效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从事交通管理的行政部门，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显然，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教授，吴伟强已经将信号灯设置得科学与否上升到了政府管理水平层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我省主要城市的交通行政部门将多重的目标单一化，为了完成安全指标，轻视交通效率，放弃资源节约的原则，无节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忘却了环境保护和环境美化的社会责任，也影响了市民的工作、生活和城市的品质。”

　　吴伟强认为，用一味机械地增设交通信号灯等方法实施道路交通的管理，无法达成交通管理的目标。“交通管理部门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可以采用邀请第三方长期观察研究、建立数据库等方式，摸清不同路段、不同时间的交通状况，实施注重人性化、灵活性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