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我们背上重重的“壳”？

　　 电视剧《蜗居》里面，郭海藻和宋思明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蜗牛的故事。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自己一生下来就要背上这么重又硬的壳？

　　 作为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吴伟进一直在做杭州的规划，也因为做规划的原因，一直在关注杭州的住宅建设、房地产市场、城市的变化，一直在关注着杭州城市的每一步发展。

　　 吴伟进说，《蜗居》反映的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房，根源极深。

　　 首先是人口危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形成了广大市民对房子的旺盛需求，供需失衡的局面，让房价高涨，买房变得困难。其次是中国人对房子根深蒂固的感情和需求，觉得有了房子，自己在这个城市才算扎根下来。另外，国家房改后，将房子作为普通商品彻底推向市场，而忽略了房子在保障上的特殊属性，最终造成现在房价失控的局面。

　　 人大代表周德文则认为，地方政府不能片面追求GDP增长、财政收入。首先要控制土地出让的价格，再根据不同地段、不同住房提出指导价，像控制烟草、食盐价格一样，让房价可控。 

　　 如何抑制高房价？

　　 记者连日来辗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各个会场，听到大家对“高房价”这个话题的讨论相当激烈，大家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也五花八门——

　　 釜底抽薪篇：彻底排查闲置用地

　　 《蜗居》可谓是现代房地产企业的“揭丑”剧，将房地产企业如何官商勾结，如何囤地、捂盘惜售，如何打击“钉子户”等等伎俩，描绘得生灵活现。

　　 不少代表委员也看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囤地，导致房价疯涨的“猫腻”，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釜底抽薪的对策：真正意义上禁止开发商囤积土地！

　　 政协委员陈清玲颇感愤怒：“在杭州市中心武林广场环城北路白马公寓北面，即原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厂区就有一大片地块已经闲置多年。”陈清玲说，某富豪2003年在北京购得一地块，闲置了3年半后高价卖出便从中获利2.35亿港币，而如果他将该地块盖楼出售的话，可能利润不到一个亿。可见，囤地炒地比盖楼销售获取的暴利更加可观。

　　 陈清玲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两年不开发的土地应该被政府无偿收回。而目前许多房产开发商闲置用地的时间早已超过两年，为什么没有被收回？土地监管和执法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履行自己职责的呢？

　　 陈清玲建议，全省各地土地监管部门应对辖区内房产开发商的闲置用地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排查，对闲置两年以上不开发的土地无偿收回，坚决打击囤地炒地的投机行为，彻底遏制房价的疯涨。

　　 提高成本篇：超过2套房，开征物业税

　　 除了釜底抽薪根治开发商囤地以外，代表委员们还想到了另一途径：开征物业税。

　　 港澳台委员、奥普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方杰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时说，在中国投资房产比什么都赚钱，他几年来已经买过8套房子，最失败的房产投资都翻了2倍。“政府应该要设立物业税，以控制炒房的投机行为。如果这种投机行为依然能快速赚钱，那么谁还愿意去做实业？” 方杰的想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政协委员朱红霞在她的提案里也有类似的观点：对个人名下房产超过2套的，每年加收1-2%的物业税，抑制投资；对5年内交易的物业，按盈利的30-50%征收物业得利税，遏制短期炒房。

　　 史上最狠篇：三套以上住房首付提至8成

　　 同样是为了给炒房者加压，朱红霞提出的这个办法，可称是史上最狠：“真正要遏制投机性炒房行为，应提高第二套房的首付及利率，首付提高到6成，3套及3套以上的首付提高到8成。”

　　 政协委员朱红霞的这份提案，名为《面对疯狂的房地产市场，政府该做些什么？》。

　　 除了提高首付，朱红霞还提出了另一个堪称“疯狂”的建议：政府出台相关的措施，规定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要公示成本。

　　 “政府也应限定其合理的利润范围，出台不同地区的指导价格和浮动幅度以此避免开发商哄抬房价。”朱红霞说。

　　 公开透明篇：按中标价销售

　　 “省政府要接管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全省统一设立土地出让金专户)，而不是由地方政府自管，需要投资建设的将项目上报审批，收支分开，从而遏制地方政府炒高地价。”这是省人大代表张福龙，针对当前高房价现状提出的解决方法。

　　 张福龙说，如今有90%老百姓都买不起房。张福龙举了温州公务员的例子，他说，一名公务员的年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在不吃且无任何支出的情况下，就当前的房价而言，每年只能买到1—2平方米大的商品房。

　　 “这样的隐患必将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并尽早出台解决方案。”张福龙说。

　　 对此，张福龙还建议，加大土地投入市场，土地出让招、拍、挂要同时推出；并分别报价：土地价格和商品房销售价格，土地价格报高，商品房价格报低者中标，而后商品房价格按中标时的商品房报价销售，限制房价上涨。

　　张福龙特别强调，要严禁非房地产的国有、上市公司进入竞争土地，造成房地产市场混乱。

　　 最具希望篇：建设保障性住房

　　 事实上，在一些代表和委员的眼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买得起商品房的。大多数人应该住进政府的保障性住房里。

　　 朱红霞说，发达国家的商品房在整个住房供应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是25%以内，而其余的人选择的都是保障性住房和带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对于这个观点，省人大代表吴伟进很赞同：“到最后，城市里40%的人买不起房，可能才是正常的。”吴伟进说，在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只有少部分人才买得起房，而其余的人则是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这点需要我们学习。

　　 省长吕祖善则在报告中明确指出，2010年将全面落实国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各级政府保障性住房保障责任，推动各地制定实施保障性住房规划和年度计划，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积极推行公共租赁房、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方式，推动城市旧住宅区、危旧房和非成套住宅改造，逐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改善问题。”

　　 报告还指出，在住房保障方面，浙江今年新增的廉租住房，将使受益家庭在1万户以上，新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300万平方米以上；确保低保标准2倍以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实物配租比例不低于50%；确保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以下的城市住房困难家庭购租经济适用房需要；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覆盖面扩大到低保标准1.5倍的家庭，完成4万户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任务。

　　 但是，朱红霞觉得现在保障性住房的比例还远远不够。她给出了一个数字指标，即希望政府经过10年的努力，能大幅度提高保障性住房和带有保障性质的住房比例，使其在总量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