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位于宁波市月湖之西，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16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藏书达7万多卷。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阮元评价：“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也就是说，自明至清400多年来，藏书楼历尽沧桑，将中华文化薪火的一部分保存下来，确是中国的唯一。而其他的私人藏书楼都因后代违背创建者的意愿，或保管不当，或分书、出借、盗卖、典押等，使其灰飞烟灭，而它却能岿然独存。究其原因，在于它建立了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范钦为了保管好藏书，要求世代子弟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为了保证这一规定的落实，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启藏书楼的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房不赞成，投了否决票，任何人是无法接触到藏书的。这一制度安排突显范氏家族的治家智慧，将藏书楼的权力予以分解，每房只有一票，达到互相监督和权力制约的目的；同时又将责任交给了每一房，每房都有责任保护好藏书楼，免除兄弟阋墻之患。这与北方某村委会为了防止村领导权的失控，将报销财务的公章剖成几瓣，班子成员各保管一瓣，只有都到齐了才能盖章的方法，如同一辙。而这一方法范氏家族早在四百年前就在运用了。

　　如果光有禁止性规定，没有处罚性规则，那么，这个禁止性规定必然会落到“写在纸上，挂在墻上”的命运。范钦预见到后代的欲望会压碎刚性的族规，子孙们可能会出现违反规定的行为，如借书给亲友，而不能归还；因生活所迫，拿书变卖，或者去典当；后代可能出现“孔乙己”式的“雅偷”，等等。针对这种可以预想到的漏洞，事先制定了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的内容是在当时被社会认为最丢面子的屈辱，即不得参与祭祖大典。因为此类处罚意味着在家庭血缘关系上亮出了“红灯”，远比罚站、鞭笞等之类的体罚要严重得多。

　　处罚性规定最怕太笼统，“一般”、“原则上”等往往给“说情风”留下很大空间，使刚性的规定软化。“天一阁”的处罚规定明确且细化，如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在这条量化的“红线”面前，范氏家族的子孙谁敢去冒大不韪而将本该留在家谱上的名字被删除。

　　制度有了，就要严格地执行，否则，再严厉的刚性规定也会被“说情风”软化。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锈芸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姑娘，一心想到“天一阁”读书。为此，竟以身相许，要知府为她做媒嫁给范家。按理说，用婚姻作代价，以换取进藏书楼读书的机会，其“痴学”的动机与做法已十分令人感动。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做了范家的媳妇，还是不能入阁看书。因为，一代代竭忠尽智的范家后人坚守族规，对谁也不例外。

　　将权力分解并将权力“上锁”，是“天一阁”能跨越四百多年的历史空间，轩昂于天地之间，为中华文化集薪传火的根本原因。假若，管理藏书楼的权力全由长子一人负责，钥匙全由长子独管，大权独揽，这就意味着“天一阁”的命运取决于长子的个人素质。即使前几代的长子尚能遵守族规，也难以保证后代还能依规而行。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要知道，公权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尚能谋私，贪官前腐后继，何况私权？如果没有这样将权力分解与制约，“天一阁”能守身如玉，岿然独存吗？恐怕早已是灰飞烟灭了。

　　仰视书香醇厚的“天一阁”，它像一位历史老人向你讲述着四百年来艰辛的藏书史，铅锭般沉重的沧桑感从一扇扇古朴的窗户里缓缓的溢出，一个个书橱如同一方方古雅的印章，铭记着藏书的艰辛，一本本藏书都烙上了坚韧、负责的印记。

　　这已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藏书楼，它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守信与践诺的象征，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科学安排。范氏家族的这些做法，或许能为当下预防与惩治腐败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单位：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