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21日讯 据《今日早报》报道夕阳西下，杭州九堡江干科技经济园，原本看似寂静的园区渐渐变得喧嚣起来。工厂的铁大门开始“开闸放水”，工人们如潮水般从一排排大厂房内涌出来。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不少人手上拿着一把勺子和一只搪瓷碗，“铛铛”的敲击声谱出了一首“单调”的乐曲。

　　园区对面是格畈家园小区，因为有些厂里没食堂，就在小区里包一个个体小饭馆当食堂。吃饭是免费的，以素菜为主，如大白菜和茄子。不过，工人们吃得挺香而且很快，一天工作下来饿了，更重要的是，等会还得回去加班。

　　小饭馆的一边，是一家台球房，台球桌的油漆已经有些斑驳了。三五个年轻人快速扒完饭后，忙里偷闲，尽情地挥杆。也许只有在此时，他们才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在总规划面积5.05平方公里的江干科技经济园，新生代民工不下千人。他们天天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他们不愿再过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更不想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想有朝一日成为城市的“主人”。

下班场景

新生代民工的生活比父辈们更“时尚”。

　　故事A

　　没电视，睡前用手机看小说

　　“台球王子”的简单生活

　　主角：“90后”周皓可

　　初见周皓可，已是快晚上7点了。他刚刚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回自己的“蜗居”。天下着细雨，但他却没打伞。他解释，因为每天基本是“两点一线”，住处离厂不远，所以没买伞。

　　周皓可1992年出生，今年刚满18岁，陕西人，深邃的眼睛，略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稚嫩的脸。像很多年轻人一样，T恤、牛仔裤、帆布球鞋是他一贯的打扮，虽然这些衣服并不是名牌。

　　小伙子来杭州还不到一年，初中毕业的他，现在在科技经济园的一家服装企业做裁剪工。“到这里才学的，以前没做过。”他说。

　　问他为什么会来杭州，周皓可回答：“我姐姐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大伯早几年先过来的，他跟我妈妈说杭州不错，我妈妈就让我们姐弟都过来了。”

　　对于杭州这个城市，年轻的他是带着憧憬来的：热闹的街市，变幻的霓虹灯，还有美丽的西湖……这些都是他在老家看不到的。但在杭州的一年时间里，他根本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一切。

　　现在的工作是姐姐托人介绍的，周皓可觉得这个可以做。“我年纪太小了，缺技术缺经验，凡事都要从头做起。”

　　他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如果碰到旺季有大订单，晚上起码要加班到10点。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企业免费提供，但大多数吃素。“一星期也就两三顿是开荤的，能吃饱就行了。”对于伙食，他不太在意。

　　周皓可现在每月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为了不乱花钱，他把每月工资都交给姐姐。姐姐今年20岁，在九堡一家服装企业上班。“现在我除了房租，一般不怎么花钱，一个月能省下七八百元吧。”

　　从服装厂到他的住处，要经过几处台球房，几个人年轻人在那里挥杆，动作很潇洒，不时会爆出一阵欢呼声。周皓可的目光在台球桌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除非姐姐主动给我钱，不然我不会出去玩。我喜欢打台球，以前每天都打，一个月要花好几百元，工友们都叫我‘台球王子’。后来为了省钱，就不太打了。去市区就更不用说了，花销太大了。”他感慨地说。

　　每月300元的房租，是周皓可一个月最大的开销。他住在九堡朝阳村，不足4平米的房间，外加一个卫生间。

　　房间倒是挺整齐，一张高低铺靠墙放着。上铺堆着一些行李和生活用品，下铺是睡觉的地方。床尾拉一根线，还能晾几件衣服。正对床放着一张写字台，一盏小电灯闪着微弱的黄光。

　　没有电视，每天晚上陪伴他的只有手机。“我每天晚上就上网看看电子小说，5元钱可以包月。看到9点多就差不多睡了。因为早上7点多就得起床，睡晚了怕起不来。”

　　“虽然现在的日子跟我想象中的日子还有很大差距，但我是不会再回老家种地了，我向往城市的生活，我要留下来！”周皓可目光坚定地说。

　　晚上8点半，当记者离开他的住处时，那盏闪着微弱黄光的电灯也随即熄灭了。

　　故事B

　　父亲下了十几次“召回令”

　　但他就是想找个城里姑娘

　　主角：山东小伙陈立斌

　　5年前，陈立斌刚满18岁，从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杭州某机电设备制造厂上班。来杭前，陈立斌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此之外，别无更多的了解。

　　于是，这个山东泰安小伙，早早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立足于这座被称为“天堂”的城市。

　　“我当时就想先在厂里工作，攒点钱，等钱够了就去做点小生意，希望可以把生意做大，然后在杭州买房买车。”说这话时，陈立斌突然苦笑了一下，似乎透着一种自嘲和无奈。他说，也许很多人觉得说这话有些可笑，但是他的确是这么去做了，他一直在努力。

　　在来杭州工作两年后，他总算有了一万元积蓄，打算和朋友合做水果生意，淘第一桶“金”。找货源、租店铺，他们一度忙得不亦乐乎。但事实似乎总是残酷的，由于资金有限，他们的进货渠道出了问题，本已租好的店铺最终没能租下来。“淘金”计划失败。

　　之后他还想过要做加盟店，但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成功。

　　眼下，陈立斌经常出入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不过他不是去找工作的，而是到那里招工，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杭州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

　　在杭州工作5年，他省吃俭用总算是攒了3万多元钱。“开销很大，实在攒不了几个钱。”

　　陈立斌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是2000元左右，每月的花销除了400元的房租、300元左右的伙食费外，还有朋友同事的聚会花销，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他尽量把这类聚会控制在每月一次。

　　“多了我就吃不消了，市区的消费太高了，随便吃个饭，唱个歌，没两三百元是拿不下的。”

　　陈立斌是家中的独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原先在外地打过工，金融危机后，回老家找了份工作，两个人每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虽然收入不高，两位老人已经没有要出门打工的想法了。因为知道儿子在杭州打拼辛苦，他们希望儿子和他们一样，回老家找份工作，安安耽耽过日子，早点结婚生小孩。

　　“父亲已经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让我回去，不过每次都被我搪塞过去了。”陈立斌说。

　　“他们已经在催我结婚了，我们那结婚比较早，我有个1990年出生的同学已经结婚做妈妈了。”陈立斌说，但他觉得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回去也得是衣锦还乡。而且5年的大城市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的婚姻观念，他不想这么早结婚，得先立业，再成家，要找也要找个城里姑娘。

　　故事C

　　“我不想下班面对的还是一片空旷”

　　两个民工渴望不一样的生活

　　讲述人：向明华杭州市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一处处长

　　前段时间，向明华先后碰到了两位外地小伙，让他印象深刻。有一位是四川小伙，21岁，来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找工作。当时，有一家做灯具的企业在招抛光工，试用期的月薪就开到了4000元。这个价位的岗位，在整个人力资源市场里算是高了。更何况，抛光工属于简单工种，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于是，市场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岗位介绍给了小伙子。可没想到，过了半天他就回来了。

　　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这么高的薪水，难道还看不上？不过，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这是用命在赚钱啊！”，工作人员也吃不消劝说了。原来，这家厂采用的是人工抛光，噪声大，粉尘也大，没有吃苦耐劳的劲头，根本吃不消。

　　“虽然小伙子的话很有道理，但如果是他们的父辈，很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父辈那么单纯，他们的生活价值取向更多元化。”向明华说。

　　另一个例子：下沙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某企业要招一名装配工，月收入1800元，包吃包住。一个20岁的河南小伙子去应聘了，做了一星期就干不下去了。他的理由很实在：“我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到杭州来是感受大城市生活的，我不想下了班面对的还是一片空旷，这样跟我原来的生活有啥区别呢？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向明华总结说，与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民工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劳动观念不一样。他们的父辈们，基本是干农活出身，然后再进城市打工，大多是从最艰苦的一线做起，因此偏重于干体力劳动。而新生代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要比父辈高，极少干农活，所以更偏向于做脑力劳动。

　　其次是消费观念变了。他们的父辈们一般认为，吃穿以外的花费都是浪费，收入期望也是拿当地农村的平均收入当参照标准，只要比同村人收入高就很满足。而年轻人则不同，很多人更注重享受。因此，他们对打工收入的期望值更高，往往是把城市里同龄人的收入水平作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