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中国农民城龙港新貌
编者按:中国城市化路在何方?东部发达地区,怎样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小城镇。在那里,农民就近转移,外来人员安居乐业,既避免大城市带来的种种压力,又能享受生活的和谐与便利。
今天,城市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培育发展中心镇的战略决策,必将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今起,本报刊发《浙江中心镇发展调查与思考》系列报道。
浙江日报9月14日讯 陈文苞站在19层公寓的阳台上,脚下是鳌江,身后是正如火如荼建设中的龙港新区。这个“中国农民城”第一代移民的孩子,3个月前搬离了父亲建的老宅,住进镇里最好的电梯公寓——金外滩大厦。
“我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踩着我的肩膀再往前迈一大步。”陈文苞说。
能像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
从“造城”开始,浙江农民冲破了土地的束缚,做起了新城里人。一大批崛起的小城镇,让没有特大城市的浙江,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刚刚冲破土地的束缚,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那个时候,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能够落户城市,做个城里人,是对生活最美好的想象,也是对未来最大可能的想象……
然而一本小小的户口本,在城乡之间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城市的边缘久久地徘徊,热切地期盼……
“你不让我进城,我们自己建一座!”1985年,苍南县钱库镇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怀揣着刚刚赚来的钱,一层层地围着“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在未来龙港的规划图前,寻找着自己美好生活的落点。
20多年后,我们坐在龙港青年陈文苞的家里,听他讲述改变命运的那个时刻:“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说要到钱库镇去开会,我吵着要跟去。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有个叫定模的人在台上滔滔不绝地作报告,好像是让大家去一个叫龙港的地方买地基、盖房子。父亲和朋友聚在一起讨论了几句,最后都把表格交了上去。”
陈文苞说,龙港当年还是个小渔村,远远比不上钱库镇繁荣,我想,已是万元户的父亲没有去钱库,就是因为龙港许诺了大家可以自理户口。有了户口就不是乡下人了——父亲是在追逐一个城市梦。
造城、建市、办厂,当大城市的门槛依旧高高横着难以跨越时,浙江的大批农民像陈文苞的父亲一样,自理口粮,自办企业,自建住宅,开始了农民造城、进城运动。
做一个城里人!浙江的经济版图就这样被一群乡下人所改写。
今天,一位经济学家这样描述他的浙江印象:“夜班火车在富庶的宁绍平原行驶……隔一二十分钟,便是一大片星海般的灯光迎面扑来,在这大片大片的灯光之间,车窗外似乎不曾出现过真正的黑夜……”
灯火闪烁处,其实就是浙江的一个个中心镇。1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41个中心镇集群成片,在浙江地图上勾勒出葡萄藤般的图案,没有最大的一颗,一提起就是一串。没有特大城市的浙江省,今天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仰仗的便是这些由农民自己创造的中心镇。
这一代农民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进厂打工、进城谋生,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化浪潮
没有人告诉过那些农民城建造者,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来不及学习、考察或者感悟,命运的号角在不经意间吹响:
龙港镇的第一张地图,是一个叫做徐安达的退伍军人用有色水笔手绘的,这名退伍军人后来成了龙港城建局局长;
龙港镇最长的商业街,是比照上海南京路的一半宽修建的,道路两旁的林荫树是每家每户出15元钱,自家种自家养的;
镇里一位最早的居委会干部,发现农民们住进集镇后,他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就自己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并自任园长,没想到这竟是全国第一所私人创办的幼儿园……
白手起家,一切都靠自己。
今天,当我们行走在浙江星罗棋布的中心镇,依然能听到一个个经典的英雄传奇——
桥头纽扣市场:当时还是少妇的王碎奶从江苏背了一麻袋纽扣回村,经过村口的石桥,她顺势从肩头卸下麻袋,就地在人来人往的桥头吆喝起来。没几天,20米长的石桥摆满了纽扣摊位。全世界最大的纽扣市场就此萌芽;
店口五金产业:全大队农民突然疯了般进山砍柴,然后送到10公里外的一家砖窑厂,每公斤卖0.33元,一个多月,他们走遍四周群山,向砖窑厂运送了2.5万公斤柴禾,卖了8000多元钱,于是有了小五金作坊的第一笔启动资金。若干年后,这里成就一个五金王朝……
“大家聚在一起做生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能获得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利润。”说这话的,是温州瓯北镇一位只念过小学的农民创业者。
对此,费孝通在20多年前就作了评价:“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
浙江大学中小企业成长与城镇发展研究所所长卫龙宝说,为什么浙江相对落后的城市载体,能承载巨大的经济容量,其中就是城镇尤其是中心镇的作用。
龙港建镇15年之际,一场百架钢琴演奏会曾轰动世界。
这是一双双操弄锄头柄、侍弄过庄稼的手,后来,它又摆弄过机器,在机声隆隆中,它将曾经贫瘠的农村推向了工业化时代,并在一片片荒滩上垒起了一座座城镇。今天,还是这双手,凭着他的坚韧与不懈,又在自己构筑的家园,奏响了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音符。
发轫于农村的中国改革,30多年后又聚焦于城乡结合的中心镇,这并非偶然。中心镇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桥梁
眼下的浙江中心镇,总是充满人流、车辆和摊点,热闹而杂乱,它们并不完美但不容小觑。
龙港,最初仅有一个埠头和几处茅坑,而800年前的上海也是一个小渔村。
柳市不是市,却集聚了30多万的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近7000人,已经超过东京。横店原本也只是个旅行者的歇脚店,却打造出了中国的好莱坞。
城里人住楼房,有工作领薪水;乡下人在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千百年来,城市和乡村的这道边界,在中心镇里变得越来越模糊。
鳌江边的外滩大堤,几个居民正在晨跑;年轻主妇在联华超市买好日用品,开着自家小轿车,轻松回到了有停车位的公寓楼;入夜,几个年轻人在数码影院看完《阿凡达》,转身走进了开在镇上的“两岸咖啡”……在那里,城市生活不再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在中心镇里,乡下人享受着自己的奋斗成果,真实体验到了城市生活。
永嘉陈坑村54岁的金永强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农民,家里有田,现租住在瓯北镇附近村里,却在瓯北宣达实业集团当仓库保管员,年收入3万多元。他说,村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镇上工作,除了在厂里做工,大量的超市、小区、酒店、银行网点给青年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镇上的老屋,随着集镇的繁荣,租金也是一个劲地往上蹿。在温州很多地区,一个月十几万元的房租,丝毫不会让农民吃惊。
余乾寿是瓯北镇新桥村党支部书记,他执意要我们去看看村里正在修建的农贸市场、跃层商铺和停车场。他告诉我们,瓯北镇还在规划时,自己就领着村民先于镇里修好了一条6米宽的水泥路,路口就对着规划中的主干道。新桥村现在成了当地最富裕的村之一,村里每年用于村民的福利费是人均一万元。
余乾寿的名片上,还印着温州企业商会副会长的头衔,名片背面全是英文。
中心镇的发展,正在加速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
这已经是一个集体课题。因为,在中国,平均每天都有70个村落从行政版图上消失,每天都有大量的乡下人涌入城里。
中心镇,站在城市与乡村的节点上,任重道远。
●浙江有735个建制镇。其中,首批选定的141个省级中心镇,到2009年底的总人口、建成区人口、农村经济总收入、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建制镇总量的35.2%、47.4%、39.0%和39.6%。
●全省人口超5万、财政总收入逾5亿元的中心镇已达51个。
●中心镇平均建成区人口3.2万,年均农村经济总收入105亿元、财政总收入3.2亿元。在这些中心镇中,又有一批特别突出的强镇,已初具城市功能和规模,拥有强劲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俨然就像个“小城市”。
●为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浙江省把中心镇作为战略节点和产业集聚集约发展的重要平台,全省建设中心镇200个左右,并着力推进小城市培育。